8月17日晚，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光召走了”这一噩耗在熟悉周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传播。非常静悄，就像怕惊扰了先生的安睡；又如惊雷，轰响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头。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但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国界；他是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但他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学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学技术范畴！
光召先生是位极富创新精神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功勋卓著、务实低调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光召先生生于1929年，湖南长沙人。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2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不到4年里，年轻而才智超人的他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重要论文33篇，两度获得科研奖金。
其间，他于1959年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对称性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1960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对螺旋态振幅，并自建数学方法，简明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轻的周光召作为强子物理PCAC理论奠基人之一，享誉国际理论物理学界。
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政道先生曾评价光召先生说：“在我们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杨振宁先生说：“光召先生是一位顶尖物理学家。
他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Landau（L.朗道）、Salam（A.萨拉姆）和Teller（E.泰勒）。”其中，前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后一位是“氢弹之父”。1961年，正当光召先生在理论物理前沿披荆斩棘、高歌猛进时，国内传来因苏联撤走专家，原子弹研制受困的消息。他当即决定，放弃已有建树且深有兴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启程回国。
光召先生隐身于茫茫戈壁滩的简陋实验室近20年，把一生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德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他于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他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0年。
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这句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光召同志的一生，既是坚守科学精神的典范，也是弘扬科学精神的旗手。由于历史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是珍稀品。无论是做科学，还是当领导，光召同志总是自觉地把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他曾经说：“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唯实。”他把求真视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
光召同志对国家、对人民的爱，是大爱、真爱，不在口头，而在行动；不是高调，而是深沉。上世纪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他毅然舍弃学术发展的高光前景，从容回国，为“两弹”研制作出杰出贡献。面对功勋奖章，他说“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他再次放弃期盼已久的学术研究，临危受命主持困境中的中国科学院，运筹帷幄，使这支宝贵的科技国家队重焕生机。
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学成就傲世、领导业绩闻达、为人堪称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任何人，在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应属了不起的人生。光召先生走了，他再也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了。但他的诸多开创性贡献和赤子情怀、君子风范，将永远铭刻于现代化的大业、科技界的史册和善良人的心中。光召先生的科学人生，如同一本厚厚重重的大书。常常阅读它，将为我们启迪思考，开启智慧。
随着时光的流逝，书中主人公的背影将越来越清晰、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