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真实的李政道是什么样子，是我的责任。柳怀祖，1940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秘书长，曾负责协助李政道处理协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招生、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运营等国内事务。
当我得知李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沉浸在撰写李政道先生创作科学艺术海报的历史中。8月5日中午，一位比我年长的院士老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来，我帮他处理国内事务，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他的夫人秦惠?在世时，常常跟别人说“小柳是我们家人”。
许多媒体朋友联系我，希望采访我。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许多人劝我不要接受采访，但我觉得我应该谈，我要把我知道的真实的李政道告诉大家，这是我的责任。那天晚上，我忙到很晚，记者们要发稿登报，直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之后我也睡不着，过去与李先生相处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我们在车里交谈时，他看到窗外有逸夫楼飞过，便问：“刚刚又有一栋逸夫楼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这是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楼。”他问：“哦，捐楼就要有名字啊，那里面管不管？”我回答：“里面不管。”他幽默地说：“那就是捐个壳子哦。”
李政道先生总是随身携带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和几支彩色笔，装在类似眼镜盒的容器里。在机场候机时，他会根据心情和所见，随手画上几笔，无论是花木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家中，如果夫人不在，他出门前也会留下一张小画和几句温馨的话语，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趣。
他对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曾说“科学与艺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源自人类活动中最高尚的部分，追求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卓越”。同时，他也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翼，缺一不可。
关于李政道先生晚年的身体状况，我并不十分了解。2007年我脑血栓后，便无法再为他提供帮助。他对此非常注意，因此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少。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仍有贺卡等形式的联络，但没有了直接的联系。
抗战时期，他从贵州的浙大去重庆看望母亲，回来时从卡车顶上摔下来，腰部受了重伤。他在床上躺了半年不能动弹，当时王淦昌的夫人也在浙大，照顾了他半年。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以1984年开始设立的博士后制度为例，当时国外的博士后制度非常简单：教授招一个博士后，用个人经费支付，至于博士后的日常生活和家庭问题，教授不用操心。然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博士后进京需要有户口，配偶和孩子也需要户口，孩子要上学，来了还得有住的地方，这一系列问题都非常复杂。
我对李政道先生最深的体会是，他在文件书信中不一定非要用“中国”的，总会用“祖国”。有时候一些资料我帮他一起整理，稿子里绝对是“祖国”，比如说“我觉得祖国应该怎么样”，不是说“我觉得中国应该怎么样”。
我认为李先生是一个天才、科教事业的推动者以及能人和强人，当然，所有能人强人可能存在的一些弱点，他应该也有，比如他非常自信。在意见不合时，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能人强人都是不认错不认账的，但他还没到那种程度。
李先生在苏州老家的墓是我帮忙操办的，包括五块“科学与艺术”的浮雕，非常美丽和震撼。他的夫人已经安息在那里，而他墓碑也早已刻好，只是漆成了红色，以示对生命的敬重和家族传承的重视。待今年11月安葬仪式举行完毕后，墓碑上的文字将刷成黑白，以示哀悼。到时候我也将去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