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冬季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被某“双一流”名校直聘为教授之事引发了不少争议。此前，许多文体明星“扎堆”高校任教的情况也不少见，但这一次公众的反应似乎更大也更直接。有媒体还列出一份“历史账单”，将文体明星被大学直聘为教授或二级学院院长等事件进一步“现象化”。
表面看，这次争议有三个激发点：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原“985”、现“双一流”名校，另一个是这位冬奥明星年仅30岁。前者与通常的“副教授”聘任完全不同，在大学中等于是“一步登顶”；而这所名校本不以体育运动见长，却给体育明星如此高的殊荣和地位；关键还是明星的年龄和资历，公众质疑其“不配”也集中于此。
在大学体系中，正高职称的取得通常需要经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副教授经历，加起来的时间一般不少于17年。也就是说，哪怕是在求学和晋升的每个环节上一点都没耽搁，也需要到35岁左右才有资格参评正教授。
然而，这位冬奥明星2022年6月才取得“社会体育指导”专业的硕士学位，2023年才拿到该省体育局的教练证书，今年初才被“破格”评为“国家级教练”，现在又被著名学府直聘为“教授”，与多数学子硕士学位取得后的10年正高职称的奋斗历程相比，绝对可以说是“火箭速度”。
如果再考虑到如今各大大学对于校内常任教师严苛到细枝末节的职称评聘条例，以及针对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实行的“非升即走”的激烈竞争，那就不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规避正常的竞争、“弯道超车”，挤占多数人在大学里的“生存”名额问题。
反差太大，往往会颠覆人们内心里对公平、公正的理解、想象和期待，进而影响人们对这类现象的接受度。因此，争议出现后，即便这位冬奥明星拿出所获证书、披露有关的文件和规定，也并未平息相关的争议。
外聘教师本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从上世纪初，大学作为新式高等教育载体被引进国内之后，就有外聘教师的实例。1920年8月，著名思想家、作家鲁迅就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讲师。其时，鲁迅已经成为青年人的引领者，还是教育部的官员，但北大仍按照规定聘其为讲师。北大聘鲁迅为讲师并非是低估鲁迅的学术水平，而是为了防止与“常任”教师混淆，以致相互攀比。鲁迅对此欣然接受。其在北大中文系兼职任教6年就是一个证明。
由此看来，“规定”是一回事儿，“规定”设计上的合理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儿。以大学目前有关兼职教师的聘任规定，再考虑到身份，鲁迅只会被直聘为“教授”，不可能屈尊为“讲师”。事实上，现今大学在管理制度方面对外聘教师或兼职教师缺少明确的数量限制，这个“数量”包括学校外聘教师或兼职教师总数和同一个人兼职的数量。如果在两个方面都没有限制，便等同于鼓励。
而引进工作除了少量由学校人事部门直接操作外，主要由二级院系的负责人实施；对于后者，这还是一项年度政绩考核指标，因此在政策上明显倾向于“宁多勿少”。
一般来看，符合条件的往往是拥有各种“帽子”的人才，与学校利益攸关的又是地方行政官员，他们自然成了各校争夺的对象。虽然各校均有聘任的具体条款，但在执行上却有不少“灵活性”，因此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
由于被引进者或兼职者的信息披露十分有限，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校或院系内部的民主监督，引进或聘用人员的工作大多依照个别领导的喜好进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有行政职务和有各种“帽子”者的兼职或形式上的“专职”越来越多。而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同时在两地以上的大学驻足，结果就是兼职或形式上的“专职”者越来越多，所承担的职责却越来越少。
这又是一个实际的反差，说明人才兼职和引进的相关规定正在走向形式化。退一步看，过于任性地广聘兼职教授固然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政策照顾和经费支持，代价也相当明显。大学不仅难以得到被聘者的尊重，也渐渐失去社会的认可度。当大学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对兼职或引进人员数量上的追求或不可避免，但经过这个阶段，甚至走向更高的阶段以后，仍执着于此就需要适时反思了。
就相关政策调整而言，力避常任教师与兼职教师之间相互攀比是一个基本原则。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看，严守社会分工，杜绝任何意义和形式上的“通吃”现象则属于大学的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兼顾以上两个方面才可能让大学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