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和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李天岩教授有过一次通话，他告诉我他所任教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三千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几乎都是家庭资助赴美读书的，从学费到生活费父母每年要为他们花上三到五万美元。李教授顺便讲道，有天他请自己的两个博士生吃饭，开车到一家中国餐馆，门口停着几辆豪车，主人是正在里面用餐的中国新生。
这让我想起在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里的留学期间的中国学生聚会，我和数学系周修义教授的博士生吕克宁共同担任中国学生联谊会生活部部长的两年内，我们每年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会安排中国太太们准备供五百人食用的饺子。然而，这五百人当中几乎看不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原因是四十年前去美国留学的大陆青年基本上是硕士和博士生。
过了几个礼拜，我去了美国东部一所大学开数学会议，会上遇到的我博士母校两位博士生说，近日密歇根州立大学几名中国新生因斗殴动刀行凶被警察拘留。我也看到过其他报道，比如中国留美女学生虐待同胞女同学而被美国警方起诉。这向我们问了一个问题：现在的部分大学生是不是被父母宠坏了？
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们，大多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青春岁月；在读大学前，他们当中有在商店蹬过三轮车的；有在翻砂车间通夜参加开炉的；有在服装厂手拿熨斗整日重复机械性动作的；有从事田头农业技术工作的；有在大型工厂当女电工的；有下乡插队后成了“泥腿子”的；有在小学、初中、高中代过课或当过民办老师的。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风餐露宿了十几年？
当来自大江南北的四十八名男女“老少”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1977年）汇聚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时，一个亲如一家兄弟姐妹的集体诞生了。当学习的起步需要推进剂时，我们有诲人不倦的带头人，解惑释疑；当天灾人祸从天而降时，有志愿者挺身而出，出钱出力；当病魔缠身痛苦笼罩一切时，有守护者日夜陪伴，共渡难关。总而言之，这回味无穷的大学四年，记载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
刻苦读书之余同学之间无私的彼此友爱，留下许多温暖人心的故事。
读书四年，穷学生整天忙于苦读，有时就会失去警惕，丢三落四。东西飞了，甚至被偷，困难就会接踵而来。何炳生至今还耿耿于怀自己的帆布箱子被人撬开，锁也坏了，令他这个特困户痛心了好一阵子。黄卫华则一口咬定当我们住在十二舍时，他一件刚买的衣服晚上洗后挂在外面被人偷了。
组织上总是把不幸遭难的学生放在心里，系里给东西被偷或被其他灾难缠身的同学提供适当的补助，减轻了他们由此而面临的更大生活困难。王雪平大概是小偷最喜欢光顾的对象了，曾被接二连三地偷去几件衣服。或许是聪明的梁上君子事先查看了他的家谱，发现他的父亲是常熟有名的裁缝，多偷他几件总会有人替他再做。
然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王老爸的裁剪手艺再高，没有用钱买来的布匹也是无济于事，也不能像刘谦那样变戏法似地变出上衣下裤来。于是，我班的“女魔术师”们大显神通，莫寄怡还有张朝宓借用已故作家张天翼传下来的神器“宝葫芦”，给雪平老弟变出了几件合身的好衣服。如今，当了三十多年法兰西数学教授、不愁没钱买衣的王雪平还是很感动：“同学之情，终身难忘。”
说起张大姐，我脑海里一件记忆深刻的往事冒了出来，它可以用来刻画全班同学“手足之情”的“特征函数”。那一次，由于一位同学失窃造成的经济损失颇为严重，班委会动员全班捐款，但强调那些家庭负担很重的人可不捐，其中包括张朝宓同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手头拮据，经济上非常窘迫。她非带薪上学，年幼的儿子才学会走路不久，全靠先生每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支撑。
按照她的说法，“确实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班委会对她的体谅无意中“激怒”了她。她在班会上郑重地告诉大家，在捐款这件事上，她绝不能搞特殊化。
在张大姐的记忆中，游星辉是身上散发出星星点点人格光辉的同学。别看游星辉外表看上去有点冷，对什么都不在乎，就像她肯定读过的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里的那个青年男孩伏脱冷，其实是个心细热情的姑娘。
大四下学期，张朝宓的父亲病重，游星辉试图帮助她的父亲将他年轻时写作的戏剧研究文稿发表，以期永留人间，便主动与北京的有关刊物联系。八十年代后张朝宓在北京进修时，游星辉借给她一件棉大衣。游星辉甚至还为暗恋外系女生的本班男生助一臂之力，还请她的张大姐按图索骥，打听女孩下落。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李玉华、李亚非、巫孝南等几个青年才俊的理发手艺。
他们能将这门手艺从粗通提升到精通，是因为我们班用班费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请他们为班级同学理发，为大家节省钱和时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家艰苦朴素的思想。他们以及其他几个无名英雄，从不吝啬自己的私有时间，中午在宿舍走廊上摆开架势为民服务，充当同学的业余理发师。我的日记中记录过了理发志愿者李亚非为我理发的故事。
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1955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但他选择却是在美国的圣诞夜，把我的头发好好地修整了一番，预示着我将来会在基督教的国土长留，果然我后来去了美国念书，从此以后，李亚非的“剃头匠工作”就交给我的太太做。
背景相异的我班同学各自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侃侃而谈的、沉默不语的；举止奔放的、性格内向的；出头露面的、埋头苦干的。
张朝宓在短文《回忆七七计数》中重点回忆的一位同学夏霖就是一名行事低调，但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好同学。他和张大姐一样都是本校教授的子女，后者是前者姑姑的儿时玩伴。父亲对他的职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因为父子“玩”的都是数学，只不过儿子没有“上纯粹数学的当”。大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去了南京林业大学，充分发挥了计算数学的妙用。
张朝宓大学期间课内课外都忙，和早就认识的夏霖也只有见面一笑而已的交流时间，然而毕业后当她一位亲戚的孩子考上他经常去教书的南林大某个学院，就托他关心一下他的学习。与许多人常敷衍了事不同，他完全是个另类，他不仅为这个学生找了辅导员，而且为他安排勤工俭学，每学期还去教务处查询他的分数，以便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在他的关照下，学生的表现不错，这让父母很感动，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谢意，深知夏霖为人的张朝宓替他拒绝了。
如果以为夏霖帮助别人仅仅出于老同学的“交情”，那你就不懂他了。张朝宓在那些评价教授的网上看到学生对他的各种议论，归纳起来就是“严格”和“正派”。“我想，”张朝宓写道，“他的身上还保留了老知识分子的气息，也许在数学系这不罕见，但在很多地方就极为难得了。
”张朝宓夸奖的另一个人是我以前的文章提到过几次的黄卫华。我们班的同学友情一直延续至今，他功不可没。和他旗鼓相当的，海内的要数冒荣，海外的当提张砚凝。张朝宓印象最深的是莫寄怡结婚时同留一系的黄卫华替她给老同学送喜糖，送到张家，女主人不在家。张老夫人事后告诉回到家的女儿：“你有个同学结婚，她弟弟替她送糖来的。”这成了张大姐心中的一个迷，因为她实在想不出哪个同学的弟弟这么乖。
好久之后她听说莫寄怡结婚才恍然大悟，是黄卫华的靖江口音让她妈妈把“莫寄怡”听成了“我姐姐”。
“有海外同学回南京时，黄卫华总会张罗同学聚一聚。很多同学做过东，蒋珉更是不吝啬银子。可若没有黄卫华打那么多电话，发那么多短信，就不会有那么多七七计数的同学聚会。”张大姐所指的“海外同学”中自然有我。很可能我是海外同学当中最常回国和同学一聚的。
当然后来几年王雪平和徐兴旺可以整个假期常驻南京大学数学系，理论上天天可以和在宁同学聚会。我亲身体验了黄卫华的热心公益举动，如果这也可以划入“公益活动”的范畴中。当然，冒荣、蒋珉、倪勤等对来访海外同学的厚待就不必提了。到了我们2017年10月的入校四十年聚会之时，这种堪比兄弟姐妹之情的同窗情谊，更如篝火般地越烧越旺。
有了这么多的榜样，我也“近朱者赤”了。
自然，我从小到大可能是个与人为善的好男孩，或许是天性如此和父母教导的双重结果，但是人的一言一行也是周围环境的多元函数。不管怎样，如果有人观察到我后来也许做得更好一点，肯定是由于我的那些大学同学多年前对我的“正能量”影响。比如在我美国同门师兄弟们的眼里，我算得上是他们的好弟兄，不大轻易夸人的我博士论文导师李天岩教授，曾在我的一位亲戚前夸过不在场的我有“很高道德水平”。
有次我甚至为了帮助一位同学而放弃了已经到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正式助理教授的位置。可惜我的同学并未得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最后属于钱迈建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友，此君的博士论文导师可是老钱、王思运、倪勤、及我硕士同学时最崇拜的最优化数学基础——凸分析的大师、其英文姓与美国金融大鳄只差了两个字母的洛卡菲拉教授；他也是钱迈建读博士学位时的双导师之一。
而我的师兄弟后来在计算数学的某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杰出贡献。
我的日记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81年11月10日。一周前，我们知道了班上那些报考本系研究生的成绩分布，除了那几个考纯数学专业的同学的成绩单，同是报考人数最多的计算数学专业偏微分方程数值解和最优化两个方向的考分座次已经排出。
那天我的好心情被尹光炎的儿子影响了，因为才几个个月的尹公子早出生了几年，奶粉紧缺的年代还未过去。尹光炎那时已经三十四的人了，当他愁眉苦脸地告诉我这件事时，我主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倒不是因为我家是像后来我在美国住宅附近见到的“奶牛专业户”，或者我有个什么“沂蒙红嫂”式的产妇亲戚，而是我的大姐插队七年上调回城后，在当时县城最实惠的商业系统工作，或许有点门路帮上一忙。其实我的大外甥也刚刚出生不久。
于是我当天就手书一信寄给了家姐，告诉她如能买到奶粉，就请直接寄到老尹的岳父陈玉嘉教授处。之前当老尹给了我陈教授的住址时，我一见到“小洋房303室”这几个字就肃然起敬，想当然地以为这栋小楼一定洋气十足。然而三周后我收到的家信并非来自我姐，而是在扬州留校工作的家兄，他说他买到了两袋奶粉，寄到无锡去了，它们来之不易，是他骑车十里才找到一家有货的食品商店买到。
现在尹光炎的儿子早已在美国学有所成，以他爸爸南大读硕士时的师妹刘必跃教授的家为圆心，以某个不大的公厘数为半径的圆内一个公司任职。
我们常把我们的辅导员邱增煌老师视为我们的“义父”，不仅仅因为他的年龄可以插在六六届高中生顾永刚和六六届初中生翟灿芳之间，还因为他一直不以“老师”自居。有一次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次考试考的是她未选的选修科目，所以她那两天基本无事可做。
离家久了自然想早点回家，但是学校里冷冰冰的规章制度经常违反人的天性。张朝宓陪她去找邱老师请假提前回家，把当时正在开会的他从一个会场请出来。善解人意的邱老师一听完就笑了，巧妙的回答大意如下：你们找我干什么？你们想想我会说什么？我在开会，什么都不知道。两位女生面面相觑，恍然大悟。
我班的同学之情并不因为毕业离校了就如同“七月流火”开始降温，不，见面的机会少了也不会动摇真情常驻的基础，这方面李玉华体会最深，他从南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乘火车去了人生地不熟的京城工作，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是同学张砚凝特地赶来车站接他的，并请他先住到自己家里。直到张砚凝去斯坦福大学留学前，李玉华每个周末都去老同学家玩，让他这个外地人有找到家的感觉。
到了1984年李玉华准备考研究生复习的时候，于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后分配在清华大学教书、尚未出国的巫孝南就让他在清华大学的宿舍住了一段时间，并给予他许多帮助。
1984年5月6日晚，我们被告知田刚的母亲王明淑老师需要输氧，她因身患重症肌无力这一不治之症而导致表面上的“眼疾”，并因此而服用了太多的激素类药物。第二天上午，更惊心的消息说她中断心跳二十分钟，情况危急。
尽管那天万里无云，我们的心却被乌云压顶。田刚当天下午就赶回了南京，我们本科前两年的辅导员邱老师及时赶到我们的宿舍安排大家轮流看护她。我们几个田刚的老同学很快就轮流值夜班。我在日记上记载的是，我被安排在第一天值班，从夜间十一时到早晨六时。我和田刚做舍友的时候，他有次主动问我有没有洗涤的衣服，他可以带回家让洗衣机洗。那时极少数家庭才能拥有的洋货洗衣机，一定是她的母亲之前访问美国期间省吃俭用买回来的。
一心扑在学问上的王明淑老师在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对已经出现的致命疾病的某些症状忽视了，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殊为可惜。那天晚上十一时，我去鼓楼医院值班。之后超过一页长的日记中这样记载：“盛秦和王思运已来，盛回舍，王留下和我一起值班到晨六时……下半夜难熬，开始，和王聊天，后两人均困，打瞌睡，挣扎到天明，反而不困了。医院设备差，护士懒。
”不知这最后三字是否与事实相符，不过日记就是自己认为正确的真实记载。在这期间，我们协助护士为病人翻了两次身。
田刚的母亲英年早逝，我们全系教师和许多研究生乘车去殡仪馆参加了追悼会，瞻仰了她的遗容，会场摆了七十多个花圈。我们班在校同学近二十人也合送了一顶孝帐。在宁同学几乎都出席了。田刚含泪走上讲台，一字一句地深情怀念伟大的母亲。那一年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刻度。
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读书学习以求训练头脑外，也定期奔赴校内校外社区各层，力求添砖加瓦，服务社会。在我漏掉许多的日记明细表中，我们像勤杂工一样冲洗过教学大楼的过道窗户；在学生食堂当过炊事员的下手帮厨拣菜；深入南京火车站劳动锻炼；也奔赴附近的江浦县支农。
四年当中，我们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做人，在南京大学这个大熔炉里成长。同学之间的“手足之情”弥足珍贵，也给我们后来四十的人生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