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4岁的特蕾莎·麦克费尔失去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因对蜜蜂过敏而意外去世。19年后，研究医学人类学的她，在经历了几次呼吸道感染后被诊断患有过敏症，才意识到，过敏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又是如此普遍。此后，她开始追问与过敏有关的一切，最终写成了一部名为《过敏的真相》的书。《赛先生》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受到过敏困扰的人，或者身边人受到过敏影响的人。相信读后会有许多共鸣和收获。
1996年8月25日，我的父亲正驾车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的主道上兜风，那辆体面的厢式四门轿车是他在工作日打销售电话的地方。他和交往多年的女友帕特里夏正前往沙滩，准备享受一天的海滨时光。上午11点20分，随着太阳高照，气温也慢慢上升。车窗被摇下来，这一看就是我父亲的做派。他是一个在车里不喜欢开空调的万宝路特醇的狂热烟民，除非天气热得冒泡儿，从来不开空调。
金属车门被照得暖暖的，父亲把前臂搭在车窗上，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手伸出窗外。收音机里正播放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赛况。父亲对棒球永远爱不够。他会收听几乎每一场比赛，但凡错过一场，都会去听赛后分析和下场预测。当年的我作为一个更喜欢读狄更斯作品和对杜兰杜兰乐队着迷的青少年，会觉得他对体育的热情，尤其是他对体育广播的痴迷令人恼火。那时候，我通常会坐在后座试图集中精力读书，把头藏在厚厚的平装书后面翻白眼。
有时候，我会故意支持对方球队，纯粹就是为了激怒他，直到他威胁我要靠边停车并让自己唯一的孩子走路回家。
1996年，我已经24岁了。8月的那个周日，我没跟父亲一起在车上。
后来，我从三处不同的来源得知了事情的大致轮廓：州警告诉作为近亲的我，他已身亡；一位当地丧葬仪式承办人，我向其致电询问我父亲的遗体去向时，他记得他的同事们讨论过父亲身体的异常状况；帕特里夏，25年后在为我父亲守灵的时候她和我有了第一次谈话。诚然，父亲的习惯动作早已深入我心，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出事情可能发生的样子。
闭上眼睛，我仿佛可以看到他坐在车里，一个盛满热咖啡的泡沫塑料杯被他塞在杯架里，而他的手则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的父母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婚了，在我的童年里，我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1986年，母亲因车祸去世，14岁的我便从印第安纳州的乡下老家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郊区跟他和帕特里夏一起生活。从那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每当我试着向新认识的人或朋友解释我的家庭状况时，我都会委婉地用“疏离”一词描述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我有一个父亲，我爱他；我只是对他无话可说。
那天父亲开车的时候，一只单独行动的蜜蜂正在例行采集花粉。它的飞行轨迹与我父亲敞开的车窗交汇了。这只蜜蜂显然不知所措，并在恐慌之中蜇了一下我父亲耳旁颈侧的皮肤。我父亲虽然感到意外，但仍然冷静地继续开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事情转到微观层面，转入我父亲的体内。生物学接管了之后的过程。蜜蜂的刺将其毒液注射到我父亲颈部表皮之下的脂肪组织里。
颈部血管密布，是血液循环的重要部位，毒液因此得到了迅速扩散到我父亲的全身的特别机会。我父亲的一些免疫细胞迅速检测到了毒液的某些成分。
蜂毒并不是一种对人体友好的天然物质，就算在正常情况下对没有过敏反应的人来说也算不上友好。蜂毒本身就是出血性的，意味着它有能力破坏我们的血细胞。尽管如此，但蜜蜂和黄蜂的毒液除了在被蜇部位附近引起疼痛和局部肿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对无害的。
每个人的免疫细胞都会对毒液产生反应，但我父亲对它的反应严重过度，毒液将他的免疫系统送入致命又剧烈的严重过敏反应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医学上将严重过敏反应定义为“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系统性超敏反应，其特征是发作迅速，存在可能危及生命的呼吸道、呼吸或循环问题”。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我父亲对蜜蜂的毒液有潜在的过敏，一种他不幸低估其严重性直到为时已晚的超敏反应。
就在几周前，我的父亲曾在沃尔玛停车场里被另一只蜜蜂蜇过。回到家后，他告诉帕特里夏自己有些不舒服，还吃了一些苯海拉明。不久之后，他感觉好多了，但帕特里夏怀疑他对蜜蜂过敏，一直念叨着让他去看医生。我的父亲是出了名的不善于照顾自己的身体，并不想去看医生。然而，过敏反应会因为重复暴露于过敏原而增强。我的父亲第一次被蜇伤时，他身上可能只有一个小蜇印。
但第二次或第三次被蜇，他身体的免疫细胞就会记住并更迅速、更强烈地应对这些有害物质，从而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我父亲的身体，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已经准备好背叛他了。
一旦某种抗原遇到并激活你体内的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严重过敏反应就开始了。我的父亲在车里被蜇几秒钟后，当他的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直接接触到毒液里的蛋白质并开始释放组胺时，严重过敏反应就被启动了。
组胺是人体产生的一种有机化合物，也是正常免疫应答的关键物质。当细胞受到损伤或承受压力时，组胺就被释放出来。它会导致血管扩张，让血管壁变得更加通透，从而使抗击感染的白细胞更容易地从血管中钻出并进入受影响的区域。同时，组胺也是一种信号，能够促进附近的其他细胞释放更多组胺。我们可以把组胺看作人体的化学警报系统：它一旦响起，就会提醒整个免疫系统开始行动。
对我的父亲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被不幸地快进了，就因为他依然直挺挺地坐在车内，而这种姿势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静脉血回流到心脏。由于过敏而激增的组胺在他的体内循环，导致我父亲的静脉舒张过快，进一步降低了血压和回流心脏的血液量，这个过程最终可以导致心搏骤停——就我父亲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过量的组胺还将体液从他的血管系统转移到了其他组织，导致我父亲包括脖子在内的身体部位开始肿胀。为了保护下呼吸道免受吸入刺激物的伤害，组胺还会让分泌液变稠增多，同时导致肺部周围的平滑肌组织收缩。在过敏事件中，呼吸道会在几分钟内开始收缩。父亲感觉到这一切将要发生在他身上后，便把车停到路边，换帕特里夏开车。帕特里夏陷入了惊慌，兼之距离最近的医院有数英里远，她决定开车到当地一家药店寻求更紧急的帮助。
此时此刻，我的父亲坐在副驾驶位上，开始喘粗气，脸色也变得更加难看。几分钟后，帕特里夏把车开到一家小药店门前，丢下车便跑去求助。可是，那天值班的药剂师解释说，因为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他不能给我父亲注射一剂可能挽救生命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肾上腺在压力情况下分泌的一种天然激素，它通过收缩血管和阻止组胺释放，促进血液流动，从而终止严重过敏反应。
它还可以与肺部平滑肌上的受体结合，帮助肌肉舒张，让呼吸恢复正常。紧急注射的肾上腺素剂量比人体在短时间内产生的量要大得多。但是，药剂师并没有给我父亲用药，而是呼叫了医护人员。
当救护车终于到达时，紧急医疗技术员给我父亲插管。此时，我的父亲由于颈部组织肿胀，加上肺部收缩，已无法呼吸。救护车上没有肾上腺素，而药剂师继续固执地拒绝让急救人员拿到我父亲此刻迫切需要的药物，实在令人遗憾。
尽管如今在我们看来他的决定非常残忍，但那时药剂师的双手在法律上确实是被束缚的。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药剂师也不被允许擅自给予肾上腺素。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父亲的身体进入了休克状态，这是所谓的炎症级联反应的最后阶段。
我的父亲被抬上救护车时，帕特里夏守候在他身旁，跟他说如果还能听见的话就眨眨眼。他轻轻地闭眼、睁眼。帕特里夏则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依然害怕但又抱以希望。
她爬回我父亲的车，在开去急诊室的路上，听着救护车的鸣笛，渐行渐远。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尽管急救人员拼尽全力，我父亲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詹姆斯·麦克费尔——一个波士顿队的忠实球迷、电脑芯片销售员、老兵、酷似杰基·格利森的人、派对的气氛担当、好儿子、喜剧脱口秀发烧友、音乐爱好者，以及我的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为什么是父亲？为什么是父亲？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已经47岁了，和我父亲去世时的年龄一样。
当我和全美各地的专家谈论过敏之谜时，我发现自己经常想起父亲不寻常的死亡。
对蜜蜂蜇伤的致命性过敏反应仍然非常罕见。每年，大约3%的成年人会因昆虫（蜜蜂、黄蜂或大黄蜂）叮咬而产生危及生命的反应，但大多数人都能活下来。在我父亲去世后的20年里，平均每年只有62名美国人（占总人口的0.00000002%）死于昆虫叮咬。我父亲的死是一个例外，是一场不幸的事故，对他所有的朋友和家人来说，都是改变一生的事件。
但我对过敏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想知道，为什么是他？是他的基因组成（也是我自己的部分基因组成）首先导致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吗，还是因为他在波士顿的成长环境或他的生活方式？从理论上讲，我父亲在多次被蜇后可能对蜂毒更加敏感——要么是在童年时期，要么是在两次服兵役期间。或者，他可能只是非常不幸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因第二次接触到毒液而死亡。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办法确切地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我父亲的过敏，因为过敏本身就很复杂。
从生物学的角度，我可以准确地解释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故事背后的生物学原理都是最容易理解和讲述的部分：我父亲的免疫系统应答过于有效。在希腊语中，anaphylaxis（严重过敏反应）的字面意思是“反向防御”。
我父亲那原本为了保护自己的、功能完全正常却过于敏感的免疫系统，把一种天然的、相对无害的物质误认为直接威胁。增强的免疫应答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对患有严重过敏症的人来说，拥有如此强大、活跃的免疫系统的矛盾之处在于，它除了能保护你免受细菌和寄生虫的侵害，还能杀死你。这正是我父亲的遭遇。而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或者说我无法想象的，就是我父亲无助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时的想法和感受。
在最初的几秒钟里，当他感到喉咙开始肿胀、关闭，肺部肌肉收缩，呼吸被阻断时，他一定害怕极了。当他的心跳在胸腔里开始变缓时，他一定恐惧极了。当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逐步且迅速地死亡时，会是什么感觉？他会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吗？在生命的最后，当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他有时间再一次想起我、我的祖母，或者他的女友吗？他知道我们会有多想他吗？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最初并非因为父亲的遭遇才开始研究过敏这个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习惯了他的离世，对这件事的思考也越来越少。多年来，我只有坐在户外野餐桌旁或在花园散步时听到熟悉的嗡嗡声，才会想起父亲的临终场景。哪怕只是看见蜜蜂，我也会心怦怦直跳，甚至吓得一动不动。但是在与胡蜂、马蜂或蜜蜂的“偶遇”之外，我并没有想太多关于过敏的问题。直到我自己被诊断出患有过敏症。
2015年，我还是一名忙碌的新晋助理教授，一边排满了教学任务，一边尝试着写一本关于流感的书。讽刺的是，我一直在生病，十分严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4次被诊断出呼吸道感染，我的医生认为我的鼻腔“管道”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建议我去看耳鼻喉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听取了我的主诉，检查了我的病历，并用内窥镜检查了我的鼻腔和喉咙。“你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他一边说着，一边盯着我的鼻腔深处，“比单纯的感染要严重得多。
我认为你过敏了，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闻。我从来没有过度打喷嚏或流鼻涕；我的眼睛不曾红肿，皮肤也没有发痒、发红或刺痛，肠胃更没有不适。我曾一度认为，我没有过敏症。然而这位专家，一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告诉我其实我是生活在美国的数百万过敏症患者中的一员。而正是这些过敏症使我不堪重负的免疫系统更加难以对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季节性病毒和细菌——真正的微观敌人。
我的免疫系统错把无害的物质认成有害的物质，还工作得如此勤奋，导致我在这个过程中生病了。
毕竟，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我们有着相似的超级敏感的免疫系统），尽管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对蜜蜂过敏（但稍后会详细说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慢慢地接受了过敏带来的困惑与挫折，并开始接纳自己是一名过敏症患者。我从事实中得到了一些冰冷的安慰，因为至少我不是一个人。
让我没想到的是，但凡我透露了自己的意外确诊，人们就会开始和我谈论他们自己的过敏问题，如食物、皮肤或呼吸道过敏。突然间，我觉得似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某种过敏症状；他们只是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些问题。那时，我才意识到过敏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坚果过敏、花粉热、哮喘、湿疹等，要么你自身有令人沮丧的过敏或与过敏相关的症状，要么你身边有人存在这种情况。
最新的有关过敏的统计数据发人深省。
在过去10年里，被诊断为轻度、中度或重度过敏的成人和儿童的数量正在逐年稳步增加。目前，全世界有数十亿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过敏性疾病，估计占全球总人口的30%~40%，其中数百万人患有严重到足以危及他们健康的过敏性疾病。但过敏对你而言并不一定是致命的。有轻度、中度和严重（非致命的）过敏性免疫应答的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症状上。过敏可能是一种负担，哪怕它们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因为过敏通常不会致人死亡，我们的社会倾向于不把它当回事。我们拿某人的麸质不耐受症状或花粉热开玩笑时，并没有考虑过患有这些疾病的人的实际感受。过敏症患者的生活质量通常低于不过敏的人，他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更高，更容易感到疲劳，注意力和精力也会下降。
也许你已经知道过敏是什么感觉了，因为你可能本身就对什么东西过敏。更好的情况是，你已经淡化了自己的过敏症，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它。
换句话说，你已经不再期待摆脱过敏症时感觉有多“棒”，而是在你生命中的大多数日子里都能感觉“良好”。但是，即使过敏症患者已经找到了应对自身状况的方法，他有时也很难忽视过敏带来的影响。一个吸入花粉的糟糕日子、一块发红发痒的皮肤、一场聚会，都有可能带来麻烦。
过敏的人知道暂时摆脱过敏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我们的身体不断地与构成我们周围空间和物体的数十亿个看不见的颗粒、微生物、化学物质和蛋白质发生着碰撞。我们的免疫细胞会迅速做出决定——要么接受，要么排斥我们所遇到的东西。在我们的一生中，每天都会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抉择。
显然，人体免疫系统对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大量天然和人造的过敏原变得越来越敏感。
可问题是，致力于了解过敏反应中涉及的生物过程的免疫学家，却无法完全弄懂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不断恶化的食物、皮肤、昆虫、药物和呼吸道过敏仍然是21世纪最紧迫的医学谜团之一。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这么容易被扰乱得躁动不安？在自己被确诊之后，我开始去寻找更多关于过敏的信息。我想要找到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始于非常私人的细节，逐渐演变成一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的宏大探讨。
过敏存在多久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还是相对较新的问题？过敏会越来越严重吗？如果是这样，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过敏是由遗传、环境还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我们能“治愈”过敏吗？经过几周的探究，我找不到任何令人满意的、容易理解的答案。这些问题变成了21世纪关于诊断过敏的一场私人科学之旅。
本书便是对这段旅程的记录，也是一场对过敏现象的全方位剖析，涵盖了从1819年对过敏的第一次现代医学描述，到最近用于治疗过敏的生物制剂和用于预防过敏的免疫疗法的内容。
你将要读到的是，我尽力描绘出的在21世纪里有关过敏的完整故事：什么是过敏，为什么我们会过敏，为什么过敏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重，以及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过敏对人类的命运可能意味着什么。
本书将最新的科学研究、过敏的历史，以及医患应对过敏的个人叙述交织在一起，探索我们与环境的复杂联系。首先，我们将厘清有关过敏的不断变化的定义。随着对免疫学相关科学知识的深入理解，我们对什么是“过敏”或过敏性免疫应答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我们会发现，过敏并不那么容易分类、诊断和统计的。我们现有的最好的统计来自保险索赔、调查和住院情况的估计数据。
但无论我们怎么计算，过敏人群的绝对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仿佛没有终点。
一旦了解过敏的基本知识，我们就将探索有关其成因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有旧（例如，古埃及国王美尼斯被认为死于蜜蜂或胡蜂的叮咬）有新，取决于如何定义过敏。历史上第一次对过敏反应的临床描述来自200多年前的一则花粉热病例分析。有证据表明，呼吸道过敏至少到工业革命开始才普遍存在。过敏率自此稳步上升的原因十分复杂，各方对此争论不休。
如果你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本书对此无能为力。但读完本书，你将了解到最有可能的原因组合是什么。
最后，我们会回顾过敏的治疗方法，并展望过敏药物的未来。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对过敏的治疗方法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即将出现的一类新的生物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让我们更好、更持久地缓解最严重的症状。与此同时，我们有关过敏反应的新的科学认识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法规和社会政策。
文末，我们将了解过去和现在是什么在刺激我们，又为什么刺激我们，这可能会帮助我们在未来共同构建出更好的环境——一个我们都能更轻松地呼吸的环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他是一个热诚的读者和终身学习者。虽然他没有读完大学一年级，但他是一个天生的自学成才之人。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都享受于发现这个世界的新鲜事物。这样看来，我也确实是他的女儿。我不仅继承了他的过敏体质，还继承了他的好奇心和对真相的不懈追求——不管真相原来是多么复杂和隐晦。如果他能读到这本书，我觉得他会被书中讲述的过敏故事所逗乐、启发和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