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中国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冲锋号。这年寒假，贺贤土作为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宁波当地组织的一场特殊集训。一批著名物理学家为学生们作讲座，介绍当时国家最急需的科研方向。贺贤土第一次在新闻电影上见到了物理大家王淦昌。他的内心被深深触动，在那一刻，他决定学物理。
转眼来到1962年，贺贤土刚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一纸“神秘”的调令让他放弃了当时很满意的工作，一头雾水地来到北京。后来他才知道，为研制核武器，国家选拔了6000余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中专生，他正是其中之一。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他不仅见到了王淦昌本人，还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彭桓武、周光召等科学大家。
贺贤土的传奇人生就此开启：前半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与设计，隐姓埋名，立下赫赫战功；后半生开展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研究，推动我国高能量密度物理基础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贺贤土已经87岁高龄，依旧奋战在科研一线，依然在不断推出令世界瞩目的新成果。
初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时，20多岁的贺贤土也不是没有迷茫过。离开了热爱的家乡，离开了熟悉的专业，在这里，等待他的是一份隐姓埋名却又惊天动地的事业。“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回忆这段往事时，贺贤土对《中国科学报》说。
尽管如此，贺贤土还是很快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脱颖而出，不久就独立承担任务。第一个课题圆满完成后，室领导很满意，大胆起用他，让他负责第一颗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研究，这项工作对原子弹成功爆炸至关重要。如果把贺贤土的科研人生分为上、下两阕，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那年，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访问学者研究，一回国，就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科技委副主任和副所长，主管ICF的物理理论研究。
ICF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一种方式。核聚变能释放巨大能量，氢弹就是利用核聚变产生惊人破坏力的武器。但核聚变这匹“烈马”如果能被套上“缰绳”，变成“可控核聚变”，就能为人类提供最清洁、最丰沛的能源——这是一个有望改变人类未来的领域。
贺贤土这一生，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但要问他平生最自豪的时刻，还要回到1964年。号外！号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开，全中国都沸腾了。但二机部九所的科学家们不能公开庆祝，因为他们要严守保密纪律。从到这家特殊的研究机构报到那天起，他们就坦然接受了做幕后英雄的“宿命”，能为祖国作贡献，就足以让他们得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