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图源：维基百科
导读：
竺可桢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他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并在1949年之后帮助组建中国科学院的下属各所，担任中国科学院首任副院长，对于中国的教育和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
2024年2月7日是竺可桢逝世50周年纪念日，《赛先生》推荐学术出版人王志毅的文章，他因编竺可桢年谱，对24卷的《竺可桢全集》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他对于竺可桢的学术成就、社会角色、作为知识分子的阅读品味等方面的认识。
本文为该文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见今日《赛先生》头条。
全文目录
一、求学生涯
二、中国科学社
三、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阅读
四、执掌浙江大学
五、论二十八宿之起源
六、批判爱因斯坦的风潮
七、中国气候变迁的历史研究
八、可桢一生唯谨慎
1949年杭州解放之后，竺可桢避居于上海，7月由上海至南京，9日从南京搭火车北上，参加全国科学会议。他的职业生涯很快又展开了新的一页。中科院成立之初，除郭沫若任院长外，有四位副院长，当中算得上自然科学家的则只有李四光、竺可桢两人。由于李四光1950年5月才回国，且很快便兼任地质部部长，因此，竺可桢在中科院的创办方面，确实起着首席自然科学家的作用。
竺可桢对中科院的组建也是相当用心。科学院成立之初，设置了一厅三局，也就是办公厅、计划局、联络局和编译局。计划局由竺可桢兼任局长，副局长为钱三强，联络局则由另一位副院长陶孟和兼任局长，丁瓒任副局长。而编译局局长一职，他们所考虑的人选便是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
1949年11月22日，陶孟和与竺可桢两人联名发电报给杨钟健，请他担任出版编译局局长一职。据杨钟健的回忆，他自己也颇想返回北京，重新从事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故欣然从命。在获知杨钟健愿意赴京之后，竺可桢又做了周密安排，后续连发数函给杨钟健，告知他来京后有相当时间可以专心研究，已经安排了北城北月牙胡同三号作为寓所，并将旅费等先行汇上。同时，竺可桢又着手中研院与北平研究院的接管，以及各所的调整与合并。
1950年1月3日，竺可桢提出了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初步调整计划，将原来的22个单位合并为13个。1月5日，他又约见了钱崇澍，希望他担任即将成立的植物所的所长。1950年2月21日，他与钱三强两人同郭沫若会面，谈了科学院自然科学组各所的所长问题。
当时共计划设12个所，分别是近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物理化学研究所、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植物分类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筹备处、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再加上上海的工学实验馆与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
到了3月，在丁瓒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心理学会两次来函主张恢复心理所，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心理学筹备所。
4月4日，他与丁瓒及钱三强商定数学、地理、心理三所的筹备委员会人选。最终，5月19日，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通过批准了科学院提出的15个研究单位的领导名单，并于5月31日发出任命通知。6月20日，竺可桢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宣布首批15个研究机构成立。与2月份的筹备名单加以对比可看出，只有地质研究所不在首批研究单位之内，这是因为负责人李四光5月刚回国，组建时间便顺延到了9月。
自此，中科院下属各所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1950年10月，院长郭沫若又宣布副院长分工负责领导制度，竺可桢的分工领域是地理所筹备处、地球物理所、实验生物所、水生生物所、植物分类所和生理化学所。之后几年，竺可桢一直担负着分管这些所的工作。1954年，中科院建立学部制度，共成立了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竺可桢担任生物学地学部的学部主任，所分管的领域与之前基本没有变化。
除了院所的组建之外，竺可桢也领导了建国初期中科院的一系列科研合作。1950年5月，竺可桢率中科院代表团赴东北地区考察，历时约1月。访问结束以后，考察团提出了科学院与东北各有关部门的合作办法，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后续工作并没有立即展开。到1952年，中科院在东北正式成立沈阳分院，由严济慈任院长。此院成立时间不长，1954年便改为办事处。
50年6月，竺可桢又带领地球物理所与军委气象局展开合作，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室。这一合作计划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为新中国的天气预报和气象资料整理事业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可以说相当成功。
1956年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勾画整个中国的自然面貌，为国家的生产规划提供自然地理方面的依据。同时，他也主持参加了华南和云南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
1957年，国务院决定派科技代表团访苏，与苏联谈判科技合作问题，团长为郭沫若。竺可桢则作为科学院代表团的副团长随团访问苏联。1957年12月，双方签订了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合作议定书，规定了未来5年的92个科学合作项目。在1950年之后，竺可桢依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从事理论科学工作，他所主持的，基本上都是可为国家发展所用的应用科学研究。
回顾历史，这些工作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至少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喝上云南咖啡，其中也有竺可桢的一份功劳。不过这些显然不是他的真正热情所在。
有些令人费解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对象。而《爱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后的正式出版，也成了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小标志。竺可桢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身居高位的他，也不得不厕身其间，谱写他晚期职业生涯的一段小插曲。
1951年12月，李四光与竺可桢会面时谈到，周邦立所译卡尔波夫的《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认为所谓物质与能量可以互相转变是一种唯心主义。
关肇直在复审时，主张加一小注：“此说是有实验根据，并非唯心理论”。为此注，丁瓒和何成钧还发生了争执。12月24日，竺可桢到院中，又谈了这个注的问题。此译文发表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上。当时正值“三反”运动刚刚揭幕，1952年1月12日，中科院开会，要求《科学通报》改变姿态，“过去只介绍科学，应有斗争精神”，并对编译局负责人杨钟健作了批评。
1月25日，《科学通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特意把这个注也提了出来，称这“十足地表明了我们是袒护爱因斯坦的糊涂的唯心论者”云云。
实际上，根据竺可桢的日记，此注并非报社编辑所加，而此一检讨报告也是在中科院院务会议上通过的。报告之所以会发在《人民日报》上，是由中央文委会所建议的。
第二天，中科院又召开院长会议，决定《科学记录》和《中国科学》停刊，《科学通报》与《自然科学》合并，另组编辑委员会。之后，运动愈演愈烈，持续到了1953年，竺可桢自己也不得不作了几次自我检讨，爱因斯坦理论的唯心问题只能说是当时的一个小序曲。1952年之后，《人民日报》还陆续翻译发表了一些苏联学者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但这些只能说是对苏联“老大哥”的跟风。
这段时间中国对爱因斯坦总体还是持高度肯定的态度，承认他是伟大的科学家。随着之后中苏关系的破裂，批评爱因斯坦的观点在中国几乎消失，反而有一股热烈宣传相对论的风潮。60年代初，还开始了爱因斯坦文选的中文翻译工作。到1964年，已经有197篇爱因斯坦的文章被翻译出来。
在中国，有组织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起于1968年。
1968年6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将“光速不变原理”批评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之后陆续又有一些类似的文章发表出来。不过，批判相对论的高潮，要到1969年下半年才正式到来。当年8月，该学习班完成了一篇名为《相对论批判》的初稿。9月7日，中科院科研生产组发函给竺可桢，希望他组织审查这篇文章，并在9月底前寄回具体意见。
9日，吴有训来竺可桢处谈此事，后者表示“我对于相对论不识门径，批判更困难”。吴有训则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说关于空间与时间，可看列宁《经验批判论》第三章。9月11日，竺可桢闭门未出，开始阅读关于相对论的参考文献，并作了相关笔记。尽管他觉得自己只是外行，但还是准备在一二星期内写一个稿子交差。9月17日，他与吴有训两人在中关村福利楼跟批判小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面谈，才了解了成立相对论批判小组的大致原委。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道，“我是对物理、哲学都是外行，但对于相对论于人的宇宙（观）影响极大，所以作为一小学生来学习批判”。到了9月21日晚，他便完成了一篇4000字的初稿，名为《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引申出来的宇宙观》，从题目可见他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9月26日，他将改后的文章交给吴有训一阅。据后来所知，稿子转给了《红旗》，但杂志表示该刊不登批评外国科学的文章，所以没有发表。
竺可桢接着回了一封信给院生产小组。信中表示看不出《相对论批判》一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文章的主题似乎是批判同时性论，但所举的例子，如北京、瑞金同时出太阳，并不合爱因斯坦的原意，不能与原文相配合。胡大年就此讽刺道，竺可桢这位外行，“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相关物理学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桢尽管是外行，对相对论倒并不陌生。
早在1943年3月，他即读过博雷尔的《空间与时间》一书，内容是关于相对论的浅近解释。1967年3月，他又仔细阅读了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比之“相对论批判组”成员来，竺可桢可能确实更内行一些。紧接着，《相对论批判》第一版修改稿在10月完成，并印发全国。同时，中科院又计划于10月23日召开关于此文的特别会议。
于是，竺可桢在完成自己的文章之后，仍然继续阅读相关文献，包括马列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Wilson的《现代物理学》，以及John A. Eldridge的《大学物理》等书，他从入门级的大学物理教材中便发现了，“小组批判文所举例子是不合适的”。23日当天，他赴中关村福利楼参加《相对论批判》修改稿讨论会，并见到了钱学森、周培源、刘西尧等人，会议共有40余人参加，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则拒绝出席会议。
会议主席表示，此稿是为了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而准备的。钱学森说看了批判稿后很受鼓舞，但又认为发表“这个事要慎重”，以及要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相对论周围的东西区分开来，显然并不支持发表此文。接着，吴有训副院长先是批评了爱因斯坦确实是唯心主义者，但又对《相对论批判》一文的具体观点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会议主席是个军代表，自称是用枪杆子的，但似乎也听明白了这些专家的意思。
1969年11月之后，竺可桢仍然在阅读相关文献，包括爱因斯坦自己写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数种爱因斯坦传记。这大概是因为《相对论批判》的作者很快又提出了第二版修改稿，请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人提意见。12月2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对第二次修改稿，“我看了两遍还不能了解所以”，而且作者汪容的回答也不是针对他所问的问题。
作者倒是相当执着，在1970年元旦那天与竺可桢就文章又进行了一次面谈，似乎还是不欢而散。由于这些知名学者的抵制，最终，此文并没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事情也没有就此结束。1970年元旦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似乎摆脱了这件事情，不再关心相对论问题，只是在5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季米亚捷夫的一个评论：“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积极的攻击，但他的学说已被各国资产阶级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利用。
”但那不过是风暴前的平静，陈伯达已经在4月8日指示刘西尧要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并成立一个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刊物。5月17日，竺可桢得知“批判爱因斯坦要开万人大会”。1970年6月，《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出版。7月2日，竺可桢读了杂志，发现第一篇文章就是修改了好几回的《相对论批判》，不得不自嘲说，“可能我的想法不对头”。
8月6日，为了参加《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的讨论，竺可桢又开始读Max Born的《物理学与相对论》。8月10日，他在重读了《相对论批判》等文章后表示，原来觉得文章有问题，现在看来不少“都是我的误会”。到了8月12日，关于刊物第一期的讨论会正式开始，竺可桢发言谈了半个小时，就“同时性”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8月20日，竺可桢从他的侄孙竺庆那儿了解到，近来中学生都在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了，便把《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借给了竺庆。8月27日，竺可桢接到东北军垦农场一年轻人的来函，表示他创立了新的狭义相对论，并假定光速是可变的。9月7日，相对论批判组与竺可桢等人又作了会谈，并希望把竺可桢去年所写的那篇文章发表在《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三期上。竺可桢表示文章当时写的仓促，没有再登的必要。
之后，竺可桢又开始阅读与相对论有关的文献。9月下旬起，他花了相当时间阅读美国物理学家Weisskopf在《科学》杂志上最新发表的《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文。后来吴有训也向他表示，此文写的极佳，他更是认真地重读了好几遍，并做了详细的笔记。10月16日，他收到了《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二期，在接下来几天作了认真阅读。11月10日，杂志编辑组给他写信，说第三期拟于年内出版，希望他早日交稿。
他回函表示自己刚得慢性气管炎，至少两星期才能改好，不要等他的文章了。但从11月12日开始，竺可桢还是开始修改自己的稿子，到23日基本完稿，写了近八千字。为了写作此文，竺可桢可算上穷碧落下黄泉，在窘困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相对论文献，还托中科院图书馆购了十余种新出版的英文书。接着他又修改了几次，最终于12月4日交稿。
竺可桢所不知道的是，相对论大批判的幕后推动者陈伯达已经在庐山会议上倒台，所谓的“相对论批判”也要收场了。
1971年3月15日，竺可桢从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郭佩珊处得知“大批判从上次谈苏联相对论讨论会后发生了问题，现在要从实验出发，一自从引力波，二自从核子物理气泡室出发云，《相对论问题讨论》三期暂时停顿。”3月22日，他给郭佩珊写信，要他通知相对论批判小组把稿子寄回来，“待改正”。
郭表示三日后交来。显然，竺可桢已经意识到，这场闹剧要转向了。1971年4月3日，竺在日记中记载“托郭佩珊同志向物理所要回登《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三期文稿，因三期无限期延期出版（由于物理所的两派意见对于该所批评苏联文有出入，所以决意暂时不再出版发行）。”《竺可桢全集》中并未见到此文，或许已经遗失，当然也可能是竺可桢不愿别人看到这篇“业余”之作，自行毁去了。
至少在北京，这场批判运动宣告结束了，虽然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还要到1979年。当年北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纪念集会，庆祝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恢复了爱因斯坦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
就竺可桢的科学生涯而言，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当然是暮年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后简称《近五千年》）。这篇文章首先是在1966年以英文形式写就，是为罗马尼亚科学院100周年纪念会而作。
中文稿最初刊于1972年的《考古学报》，后又刊于1973年的《中国科学》和《气象科技资料》上。至于为什么中文版晚了6年才发表，竺可桢自己表示，是因为“没有市场而未翻译”。所谓没有市场，指的应该是“文革”时期大部分学术杂志都已停刊，找不到发表之处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两份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都在66年停刊，直到1973年2月才复刊。
复刊之后，《中国科学》在第二期便将竺可桢的《近五千年》一文进行了重新发表。文章首先根据所掌握材料的性质，将近五千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公元1400到1900年；仪器观察时期，1900年以来。这种根据研究材料来划分时期的方法本身便是一个创新，可以说是他多年思考与探索之后的结晶。
竺可桢从年轻时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气候问题，此前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如《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然而，《近五千年》一文绝不是他之前文章的重复或者说是一个加长版。实际上，《近五千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或者放弃了他原先的主张。
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竺可桢的依据是当时所记录的终雪日期，以及日中黑子的发现频率。而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一文中，竺可桢则利用雨旱灾数量、终雪日期，以及日中黑子的发现频率，来推断中国近一千年历史的气候变化，并得出结论说，“我国历史上气候之差异，与欧洲如此一辙。
”可在《近五千年》一文中，他开篇便说，“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放弃了雨量和日中黑子这两个指标。他解释道，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东亚季风区的雨量变动相当极端，而且邻近两地雨量也可以大不相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至于太阳黑子，《近五千年》同样认为，气候的寒热与太阳黑子之间并非总是一致，“太阳的活动，如太阳黑子的多少，虽影响到地面上的气候，但其关系相当复杂，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探索出一个很好的规律出来。”竺可桢把冬季温度作为唯一指标之后，解释力获得了质的提升。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他只能泛泛地指出，中国的大寒年数，与欧洲历史记载基本一致。
而在《近五千年》中，他不仅将分析的年代从近一千年扩展到了近五千年，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气候变迁的周期现象，并进一步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气温记录，挖掘出了东亚和欧洲在气候波动上的时间差规律。竺可桢显然经过极为漫长的深入思考，最终提炼出了他认为最具解释力，同时也最具有可获得性的指标，并创造性地将不同的研究材料加以组合。
这种研究方法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但没有经过足够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对问题本质的深入把握，是不可能找到加以运用的途径的。竺可桢自己评价道，“这篇文章在我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并非夸张之辞。即便就方法论而言，这也是一篇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典范文章。
他的基本结论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到前1000年，也就是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期，是一个温暖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度左右。之后则出现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其中公元前1000年（商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1200年（南宋中期）、1700年（康熙时期）是最寒冷的年份。而在两个低点年份之间，又存在为期50-100年左右的小循环，温度范围在0.5度到1度之间。
寒冷的变化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向西传布到大西洋海岸。
尽管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的气候变迁”，但竺可桢并没有完全停留于此。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试图将自己的结论与欧洲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古代气候变动如此一辙，足知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这种试图建立跨越大尺度时间和空间的框架的尝试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其中必然也有些材料错误引用之处。
而他的某些结论，比如唐代的气候比今天更温暖，也受到了后来者的质疑。但竺可桢充分注意到了中国所拥有的关于气温记录的海量史料与文献，并第一次试图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材料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气候变化图。这样的努力是首创性的，由此开发了一个可以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广阔领域。
1988年，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韩献博发表了《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一文。
他在进一步参考日本和欧洲的气候资料之后，所构勒出的中国气温变化的基本轮廊，除了少数深化和修正之外，基本上仍然延续了竺可桢的观点。不过他特别指出了日本和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严冬的现象。这也说明，竺可桢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以经受来自其他数据的检验。1972年9月10日，在最后一次校改文稿之后，他认为这是毕生之作。
“此文长约26000字，小注一百多个，八十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不过事实上，文章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日报》还刊出了节选。到1973年10月，《近五千年》已经发表了11个版本。至于文章所受到的中外学者的赞誉，更是难以列举。直到今天，《近五千年》一文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结论并没有被后人完全超越。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史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完成了自己年轻时的愿望，让“科学也能说中国话”。
就像任何一位被用显微镜放大观察的人那样，竺可桢的一生展现出了错综与矛盾的性格。竺可桢不愿意从事行政，但实际上，他的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做行政工作。
不仅是在浙大期间，他总是有辞职的愿望，1955年，当郭沫若批评他不愿陪同苏联专家去西南后，他也意兴阑珊，发起了辞去副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念头。当然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成真过。他对政治的热情不大，内心只愿意做一位纯粹的学者，但所处的位置又迫使他被动地介入20世纪后半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尽管并不情愿，他还是写了不少应时作品，也有不少人云亦云之处。
他的性格中似乎有敏感与软弱的一面，时时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挣扎，并非马寅初那种斗士型的人物。
就竺可桢被动介入的“相对论批判”而言，此事耗费了他一年多的精力。他在写作批评文章的时候，内心相当痛苦，哀叹道，“我对于天文学本来很陌生，加以记性不好，看过书过目即忘，又没有人能与我讨论，也没人可以请教”。
可同时，他却又展现出极为认真的姿态，搜集了包括中、英、德、俄文在内的各种相对论著作，差不多阅读了他可以找到的所有文献，还与蒋硕民、吴有训等人反复讨论，最后完成了一篇他自己都不愿意保留的文章，犹如一头任劳任怨的黄牛。但同时，竺可桢也抱有对学术的强烈信念，几于至死方休。在“文革”时期，竺可桢依旧保持长时间的阅读文献习惯，否则也不可能完成《近五千年》一文。
实际上，在动乱最为严重的1967年，也正是竺可桢研究关于世界气候变迁的文献最为勤奋的一年。在当年的日记中，他频繁地在当天的上半部分记录社会上运动开展的情况，而在下半部分做文献阅读笔记。
李醒民教授曾经对竺可桢在1950年前后诸多观念的变化方面作了分析，认为竺可桢的思想在建国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许多是违心之论，放弃了独立思考。
在科学观方面，他也从之前的“为科学而科学”，很快地转变为科学为大众服务、科学与生产力相结合等。另有一些学者则为竺可桢提出了辩护，认为竺可桢的观念改变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探索中的一种“渐变”，而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而导致的“突变”。其基本理由是竺可桢在1949年以前，也已经开始关注科学的社会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苏联科学的了解，主动地拥抱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存在违心之说。
翻阅竺可桢日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1950年前后，竺可桢的科学观念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称之为“断裂”可算恰当。潘一骁等人从竺可桢的文章和日记中摘出极少量的片段，从而提出的“渐变”说是站不住脚的。
潘一骁等人还以竺可桢1943年所作的《科学与国防》演讲为例，表明竺可桢在解放前便关心苏联的科学计划，可是这篇演讲的主题恰恰就是，即便从国防的角度，也不能只奖励应用科学，“因为许多应用上极重要的发明统是首先从理论上研究出来的”，“欲巩固国防，奖励科学研究是不能不立即着手的一件事”。
第二，这种变化并不完全是违心的，至少在一开始是主动拥抱。
作为新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竺可桢自然相当关注苏联的科学政策与成就。1952年4月，竺可桢跟团赴苏联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此行以林伯渠为团长，共28人，他是科学界的唯一代表。到苏联后，他访问了苏联科普馆、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莫斯科天象馆、海洋研究所等地，其中不少地方是他主动要求参观的，并且记录甚详。可以说，他在那时对向苏联学习也抱着相当的期望与热情。
当然，在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检验之后，他对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关系显然有自己的真实判断。竺可桢性格本就内向，晚年更是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表达真实思想的时候不多。而主张科学要做基础工作，可说是他最鲜明的观点之一。1971年2月，在谈到科学院近几年的成果时，他特别指出“从长远打算，不做基础工作，将来科学研究要追上世界水平成为不可能。地学方面工作可说完全停顿了。
”同年3月1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指出：“今日又看了院各所计划，尤其物理方面，可说这第四个五年计划是一个‘赶’的计划，谈不到‘超’，因为我们落后太多了。但是要赶人家……这样就非注意基础理论不可，而这次规划完全把理论置诸不顾……从会中所谈的各所成绩，所表扬的均是解决企业、国防上一个个问题（技术问题），那末，科学院就变了门诊部了。
我的看法未必对，但我以为把理论基础研究抛弃不重视，科学将不能‘超’人（家）”。在1972年1月30日，竺可桢与郭佩珊谈中科院科学年度计划，又指出，“我的意见认为，只要是真正基本的问题，终究会与实际相结合，如上海的十二万五千两（千瓦）冷水电发动机，当时就是电机系（浙大）搞出来的”。
第二天，他又写信给郭沫若，谈理论基础研究问题，认为“我院在理论方面应注意于原子能物理、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以及关于太阳系、地球，包括大陆、海洋等起源发展问题，要搞一定数量人力物力维持这种理论研究”。在生命的晚年，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另一方面，竺可桢为人自律，喜欢遵守规则，常常真诚地自我检讨，同时也厌恶不守规则的人和事。
1973年8月2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件小事，颇能说明他的真实性格：我近来看Nature和Science,知道吴副院长（当指吴有训）处压积了许多Nature和Science一直不还图书馆。查图书借书证上规定很严格（71年起开始用的借书证），借书数量图书三种，期刊四册，期限图书一个月，期刊十五天……我认为这是违反图书馆新定规章，做副院长的人，格外应该守规则。
作者简介：王志毅，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公司编辑。本文全文收于《寻找浙东》一书，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4。另此文的节选部分曾以“挣扎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为题发表于《澎湃新闻》。《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