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7日是中国科学院首任副院长竺可桢逝世50周年纪念日。竺可桢1910年留学美国，191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奋斗了近60年。无论是他个人的专业研究，还是在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推动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竺可桢不仅在学界树立起不朽丰碑，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心中，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科学巨匠。
我们有幸在青涩稚嫩的青年岁月，在他身边工作过，这段经历让我们终身受益。他严谨治学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蔼待人的质朴风范、真诚善良的优秀品德与高尚人格以及生活上的简朴，让我们深受教育。竺可桢怀有一颗拳拳爱国心，时时事事心系祖国，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外，还十分重视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保证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设施建设。他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我们仅以科学普及、气象观察台站（或称测候所）的建设，以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三个方面的工作为例作介绍。竺可桢赴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就选择了农学作为专业方向。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专业知识的积累，他认识到气象学对于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于是转校到哈佛大学改学气象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竺可桢会同任鸿隽、赵元任等其他志趣相投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以学术交流、传播科学为目的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各项活动。中国科学社所办刊物《科学》，“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同时普及科学知识。从中国科学社成立时起，竺可桢就是这个社团的中坚力量，除了积极写稿外，还承担杂志的审稿、编辑，以及和社内外乃至国内外的联络沟通工作。
从1916年开始，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科学论文和大量的科普文章。在选题方面，他的科普文章多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用通俗的语言阐述科学知识，特别是对于中国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解释自然现象、阐述科学道理，以期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例如《论祈雨禁屠与旱灾》一文，就是以科学原理阐明干旱现象的成因，引导人民群众破除封建迷信。
随着留美学生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编辑部也随之迁回国内，继续传播科学新知，在整个科学界十分活跃，其全国性活动直到1949年才停止。这一科学社团以及《科学》杂志对于促进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中，竺可桢和其他“海归”留学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功不可没。竺可桢始终认为，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应该成为科学普及的积极分子。
竺可桢以身示范，做出了榜样。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系统整理毕生的观察记录和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版了《物候学》。这是一本以通俗的语言论述物候学原理和方法的专门科学著作，被学术界评为优秀科学普及读物。他的另一篇科普文章《向沙漠进军》，文字简练、说理透彻、自然流畅、容易记忆，曾被选入中学生语文课本。
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威望，北京市人民政府采纳他的意见，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天文馆，为日后我国航天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竺可桢1918年学成回国时，国内的气象科学事业十分落后。特别是天气预报业务，由外国人把持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发布。
竺可桢曾感叹道：“国内气象事业几全赖外人之测候，始得略知梗概……若此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固足为吾国学术界之羞，而言念国防，亦应为国人所不许。”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并担任主任时，只能在校内建立测候所。1927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建立中央研究院，创建气象研究所。竺可桢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后，他建立全国气候观测网的梦想终于迎来了实现的机会。
他从保卫国家主权、满足人民需要以及民族发展的高度，高瞻远瞩、统筹谋划、精心组织。上任后，他很快在南京北极阁建立气象站，同时撰写了酝酿很久的《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和《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两文，呼吁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气象台站的建设。与此同时，他制定气象观测的具体要求，规范了操作程序，带领大家开展气象观测业务。他一手抓基建，一手抓人才培养与观测，不断推进自建、合建与促进地方、单位建立测候所。
他迎难而上、逐步推进，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终于正式开始发布天气预报。由于竺可桢的大力推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我国大陆有139处气象台站发出气象报告，能按时到达的有百处左右，在数量上较1928年刚开始绘制天气图时的45处增加了不少。不仅发报的台站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气象电码的信息量和气象电报的传递时效也有了很大改进。同时还建有特别类型的台站，如西藏拉萨的测候所。
为参与第二次国际极年观测，高山测候所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山东泰山等地建立，国际极年观测完成后，泰山气象台仍继续保留。此外，还开展了飞机测候。这些台站的建立，为我国开展气象预报业务奠定了物质基础。无疑，竺可桢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先驱。随着各地气象观测台站先后建成，气象观测人员的数量和业务水平，便成为能否顺利开展观测业务甚至气象预报水平能否不断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当时我国的气象科学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气象学在高等学校没有独立设系，学习气象的人很少。为满足气象观测工作的需要，竺可桢把人员培训工作列为第一要务。从1929年3月开始，他自办了为期40天的训练班，亲自授课。训练班结业后，学员立即被分配到各地的观测台站工作，受到观测台站的欢迎。1931年和1934年，他又分别组织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训练班。
先后三期训练班共有100余人结业，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各观测站工作，其中部分成员成长为天气预报与气象科学研究的业务骨干和高级研究人员。上世纪中叶，竺可桢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我国大规模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这些科学考察队经过长期艰苦的科学调查，在充分掌握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特点和变化规律、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具体意见。
作为考察队的领军人物，竺可桢特别强调实地调查必须对第一手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竺可桢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每年都要花不少时间参加野外调查。他用了约10年时间，考察过除西藏和台湾地区以外的省份的许多地方。他直接参与科研人员的讨论，将得到的共识向政府建议，促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结果加快成为经济建设与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例如，“一五”“二五”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自然资源的认识有待提高，特别是在贯彻政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的方针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了乱垦滥伐现象，不利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有计划的开发利用。竺可桢和其他10余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重视。
经过广泛的实地考察，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他主张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35度以上的坡地上不要再进行开垦，建议在雨量稀少的西北干旱地区少种高大的乔木，应主要种植灌木。这些意见既来自生产实际，又有科学根据，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竺可桢通过长期的自然资源科学考察，对大自然的演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人类和自然界必须和谐相处，了解自然是利用和逐步改造自然的前提；了解自然必须进行基础理论的规律性研究，这是科学家的责任所在；对于大自然的了解和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综合性的，要避免片面；开发利用大自然必须有计划进行，应该远近结合、点面结合。将这些学术思想联系起来，不难发现，通过长期的自然资源科学考察，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在孕育和发展中。竺可桢进行科学研究近60年。
在不同历史阶段，无论是在系主任、所长、校长还是在副院长的职位上，他在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科学文献、到大自然实地考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科学论文。他做科学研究工作，以发扬“求是”精神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要求自己做学问、办事情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
他以渊博的学科知识、丰厚的传统文化造诣，以及腿勤、眼勤、笔勤的勤劳习惯，60年如一日，浇铸出有口皆碑的丰硕成果，他在晚年先后发表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物候学》《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三大重要著作，就是最好的例证。竺可桢的研究工作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厚积薄发、反复论证。
例如，他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192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1972年才发表第四篇论文，还自称是“初步研究”；他在《物候学》中引用的部分资料，有的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观察的结果，由此可见他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做研究精益求精的同时，竺可桢认为个人的物质生活应该接近人民大众，从来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颗“小螺丝钉”。他出差轻装出行，但是随身必带4样东西：照相机、罗盘、温度计和高度计，这些是他获取大自然信息的主要工具。他穿着朴素，每天早晨起床后，在院子里观察气温和风向，总是披着一件紫红色的睡衣，还是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穿的。他平时经常穿的藏青色中山装，是1958年以罗布麻织成的面料制作的，已多处磨损。
1934年，他因家庭人口增加，向南京兴业银行申请贷款，在当时的使馆区建造了一座小楼。30年后，他将小楼捐赠给了当地政府。1966年起，他又主动要求把1/3工资另存在户名为“竺薪”的账户里。1974年2月竺可桢逝世后，他的夫人和子女立即遵照他的遗愿，将“竺薪”账户内的1.3万余元作为竺可桢的党费全部上交组织。这些钱现在也许不算多，但在当时，这可是“万元户”的全部家当。
竺可桢毕生的爱国情怀、做人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治学秉持的持之以恒态度，已经成为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必将激励更多科技人员阔步走在科学兴国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