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5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这意味着在2024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终于可以商业化种植了。这样的消息，着实可以让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村子的农民兴奋很久。
我们在秋天去过这个村子——当我们来到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义和塔拉镇复兴村时，马占全等村民刚刚忙活了一个上午，配合县农牧局的技术人员对他承包的大田里的玉米进行测产——这里种着大片的转基因玉米，共有12个品种，并设有非转基因玉米的对照组。全国转基因玉米产业化试点工作进入了第三年，像这样的转基因玉米产业化示范基地除了内蒙古有，还分布在吉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2023年种植面积达400万亩。
马占全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好处，比如不用打杀虫剂了，除草也更方便了，省了人工，玉米品质还更好，产量预计也会增加不少。他信心十足地说，“如果今年产量都上来了，转基因以后会一点点取代非转，肯定遍地开花。”这位普通农民的想法应该很快就会实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放眼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历程，这一天等了太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就已经成功进行转基因抗虫棉的商业化，并取得显著的成绩；2009年，当时的农业部就批准发放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不晚于2010年，中国第一梯队的生物技术公司进入转基因抗虫玉米的实验室研发（中国农大的转基因抗虫玉米研发则更早），并以极高的效率做出可用的产品，在2014年前后进入了安全评价的生产性试验阶段，于2015年开始申请安全证书。
没想到的是，从安全证书申请到放开品种商业化，却是漫长等待的9年。
对于在2023年年底正式放开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商业，业内专家并不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们每年都在掐指算着这一天。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认为，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商业化是顺理成章的，“从产品本身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试点工作，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正向结果，它的生产应用效果很好，可以应对包括草地贪夜蛾在内的严重虫害问题；从公众认知来说，这两种作物在国际上已经有多年的成功应用经验，得到消费者认可，而且我国本身也有大量进口、消费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从管理上来说，现在放开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商业化，也符合既定的转基因产业化‘三步走’的路线图。
”（注：三步走即从非食用到间接食用到直接食用）
但是，为什么正好在2023年实现产业化呢？主管部门是什么时候下定了产业化的决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认为，转基因产业化能否推进、何时推进主要基于“两个安全”——生物安全和粮食安全的考量。
对于生物安全问题，因为国内外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已经近30年，开展相关研究更是超过40年，证明经过严格实验评价、获准应用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国内也一直有发放转基因棉花、水稻、玉米的安全证书，所以生物安全问题早就解决了。
黄大昉推测，2019年后，决策层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下决心要放开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的关键因素。保障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中央领导多次对粮食安全问题做出论述，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长期以来，不管是主管部门还是社会公众，对于粮食安全的关注更多是在“主粮”，即要保障“吃饱”的需求，而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对肉、蛋、奶的需求急剧上升，“吃好”成为了生活改善的标志。
但是，受限于土地面积等自然条件，生产肉、蛋、奶所需的大豆、玉米（作为饲料原料）极大依赖于进口。
2019年，美国发动贸易战，突然对我国施压，这让整个中国对于大豆、玉米的大量进口更为敏感了。提升中国自产的大豆、玉米产量，缓解进口压力，成为某种共识。此时，“藏粮于技”不再是针对口粮，更包括玉米、大豆在内的饲用粮食作物。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所谓的“技”，最可行的措施即通过转基因、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改良品种，提高产量，转基因产业化也就成为必然。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此后，主管部门启动转基因产业化试点工作，并进行了三年的试点，通过逐步扩大试种面积、获得了非常积极的数据后再放开产业化。对于为何要进行长达三年的试点，多位专家均表示，从科学的角度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做，但主管部门要把工作做到最充分，以应对外界的压力。
浙江大学转基因玉米研发团队负责人、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沈志成表示，他理解这种考量，“站在主管部门的角度，肯定是想做到万无一失。虽然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担一点风险的，但（转基因产业化）这个事情全社会太关注了，不容许出错，如果出了点什么问题，以后再推动就很难了。”
回顾中国转基因商业化历程，可以说曲折坎坷，也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中国的转基因研发起步并不晚。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派遣最优秀的学生出去学习生物技术，后来大批人才回到祖国准备一展拳脚。而高层对此也早有认识，1986年提出的“863计划”中，发展生物技术作为仅有的民用项目就位列其中。1996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的种植拉开了全球转基因作物大面积应用的序幕。中国也不甘落后，在国家的支持以及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并成功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团队所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也于1999年提交安全评价申请。而在同期，中国农大戴景瑞院士团队也已经在进行转基因抗虫玉米的实验室研究并取得突破。
2004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发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提交安全评价申请。在21世纪初，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曾经评估认为，中国转基因研究水平正在快速赶上美国。国内对生物技术的应用前景一片看好。
然而，在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对外信息交流的频繁，全球的一些思潮和势力开始影响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进程。“当时，国际上有一些反科学的思潮进入国内，还有一些极端环保组织开始在中国活动，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朱祯回忆说。
比如，流传最广的“转基因要看三代”的流言，其雏形源于某组织编译了一项奥地利小老鼠喂养实验的论文，然而，即便不论该研究本身的严谨性，相关信息在编译至中文世界时，将研究人员提示的“这一研究结果目前仅适用于实验鼠，不能断言它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和人类”舍弃掉，直接解读为“这一研究结果明确证实了转基因作物对健康的威胁”。2012年，“湖南黄金大米事件”再次引发了民众对转基因的广泛质疑以及对科学家的不信任。
而将转基因的争论推动到全民参与程度的，则是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登场。
2014年3月，崔永元赴美考察转基因的“纪录片”上线，虽然该片科学性有很大争议，但是不妨碍收获了一大批网友的支持，并将转基因的争论推向白热化。那几年“转基因”三个字一度是流量话题。各家媒体撰写了大量转基因报道和评论，甚至有平台组织转基因辩论会。2013年9月17日，腾讯曾组织了名为“公众为什么不接受转基因”的研讨会。
正方邀请了中国农大罗云波教授、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姜韬，反方也邀请了崔永元等人（崔永元因故未到场）。当天，会场正反方激烈争辩，场面一度几近失控。
2015年1月18日，凤凰网也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转基因辩论会，台下观众有上百人，这次就不叫“研讨”了，干脆就叫“激辩转基因——生物安全、主粮应用与科学话语权”，正方代表有饶毅（北京大学）、胡瑞法（北京理工大学）、姜韬和赵南元（清华大学），反方代表有刘兵（清华大学）、郑风田（人民大学）、田松（北京师范大学）、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这次辩论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
为了应对“反转”的声浪，由多个专业学会发起成立、专注于生物技术科普的“基因农业网”应运而生，如黄大昉、罗云波、朱祯、林敏（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林拥军（华中农大）、吴孔明（中国农科院）、卢宝荣（复旦大学）等众多转基因研究的一线专家也开始走到前台，投身于相关的科学传播工作，这是其他学科很难出现的“盛况”。
不过，辟谣总不如传谣快，转基因被妖魔化已成既定事实，如此广泛和持久的争吵不可能不影响到更高层对转基因产业化决策的考量。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10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3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与风险”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万建民、崔永元、陈章良等出席。
根据报道，座谈会上，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专家都发了言，比如中科院院士、中国农大教授武维华建议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立法、依法严格监管、推进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种植和加强科普宣传；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也提出要加强研发，加快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步伐。然而，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在主管部门负责人发言后，某位反对人士抛开科学问题，从其它方面对转基因产业化进行发难，导致这次协商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果从品种本身来说，2023年底获得品种许可的转基因抗虫玉米与2015年提交安全证书申请的转基因玉米在功能基因、抗性水平上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比如大北农将两个抗虫性状整合到一个品种里），但总体上变化不太大。也就是说，当时就已达到了产业化的技术要求，只需要再花两年进行大田实验、推出一些配套措施即可商业化。但是，受多方制约，中国转基因商业化进程确实被按下了暂停键，这让部分科学家一度非常失望。
对于转基因发展而言，那是颇为难熬的一段时期。直到2016年6月，1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公开信，要求绿色和平停止反对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农业，联合信的结尾措施颇为严厉，“世界上还需要有多少人死去，我们才会认为这是反人类罪？”（注：反人类罪是指由于阻挠黄金大米而导致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此次事件成为了舆论的分水岭。
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公开信的另一大影响在于，中国的生物技术科学家、科普工作者获得了一次强大助力，过去媒体上大张旗鼓质疑转基因、质疑科学家的现象也开始收敛。在此期间，各职能部门也加大了线上线下科普宣传的力度。互联网上有一大批专业的知识、科普博主崛起，这些人即使不是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凭着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的理解，也支持转基因技术，这些博主和更多网友一起，对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形成了自发的、强有力的制约。
根据笔者从2018年9月开始为期7个月的媒体监测，共搜集到7个门户网站关于转基因的146篇报道，每月仅有20来篇，多为同主题重复报道，其中能称得上“新闻”的报道极少，说明转基因话题热度大不如前，媒体和民众逐步“脱敏”；从文章性质来说，支持转基因的正面文章加中立文章占比超过65%，表明媒体编辑记者的总体科学素养在提高，舆论的攻守之势已经发生逆转。
2019年底，三种国产转基因玉米、大豆获生物安全证书，媒体称这是自2009年来，时隔十年来又有新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获得安全证书。回顾这么多年转基因舆论的纷争，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说，“转基因舆论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分裂及其深层次原因，所以转基因科普具有特殊性，它甚至主要不是解决科学知识不足的问题。
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的消息公布后，网上出现了难得的围绕转基因话题的热度。有媒体报道称，2024年将在八个省份允许种植转基因玉米，面积约为1000万亩。但是，这一数据并非来自官方。黄大昉认为，转基因玉米商业化一旦放开，再去计较每年推广多少亩已经没有意义，虽然主管部门有工作计划，但是因为需求很强烈，农民很欢迎，要“精确控制”一个数量是很难的。
沈志成告诉笔者，“商业化一旦放开，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自然会有它的规律，一般来说，会有3-4年的推广期，预计5-6年以后，转基因玉米的占有率就能达到90%以上，这也是国际上的经验。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笔者，转基因玉米商业化以后，需要关注两件事，第一是在转基因玉米大面积种植以后，尤其是在可能连片种植的东北平原等地区，应该实施配套的庇护所策略（即在转基因品种中加入一定的常规品种），否则种植若干年后虫子很容易产生抗性；第二是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转基因品种被套牌、被侵权，导致研发公司得不到应有的收益，那么种业创新的动力将会受到打击。
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前景就不如玉米那么明朗了。业内人士分析道，虽然获批的耐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也能够省工省力，间接提高一些产量，但是，由于整体上的成本差异，大的炼油企业仍然还是会购买进口转基因大豆，而国产转基因大豆只能面向C端消费市场，但是，由于认知问题，非转基因大豆比起转基因大豆仍然更有价格优势，种植转基因大豆所带来的收益未必能抵消这一价差。
“我国的大豆和美洲的大豆在亩产上差距很大，除了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原因，还在于大豆品种本身的差距，我们需要大豆品种资源的突破。”该专家表示。
沈志成则建议，如果我们不能实施一年一换的转基因玉米、大豆轮作，可以考虑种四、五年玉米再种一年大豆的方案，这样收益也是不错的，农民配合的意愿会更高一些。
对于更多行业科学家来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商业化就像是树上那颗早已熟透的果子，时间到了就掉下来，它肯定是好事，但也谈不上有多么兴奋。黄大昉说，“在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水稻会是第一个商业化的，因为我们在转基因水稻上的实力是最强的，但没想到后来回避了。我现在还是要呼吁，从农业的需求，还有国家科技竞争角度来说，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以后，应该考虑转基因水稻的事。
”朱祯也持同样观点，“上个世纪，杂交水稻为农业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现在用传统育种技术增产的潜力已经用尽，急需用新一代的生物技术来促进水稻产业的发展，提高它的单产。在水稻生物育种方面，我们有大量的技术储备，包括抗虫抗逆的，还有增进营养健康的。应该说，只有转基因水稻实现产业化，才能代表我们国家的生物育种在独立自主研发上达到了高水平。”
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根据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几年前的测算（当时预估转基因玉米顺利产业化），以抗虫转基因玉米增产11%-13%来计，按一般年份算，抗虫转基因玉米可在2025年（即模拟已经大面积推广种植）让GDP增加534亿元；直接拉动GDP0.05%，虫害严重年份则增加更多；与此同时，转基因玉米可减少农药使用量52%；如果转基因水稻也商业化，两者共同拉动的GDP有望接近或达到0.1%。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应该失去更多。
“最近10天左右，我很偶然地遇到了4件类似的事情，就是不同身份的人都问到了转基因的事，他们有厅局级干部，也有汽车司机，但他们的态度却基本一致，就是对转基因的安全性仍然有忧虑。注意，是忧虑，而不是断然拒绝。这说明我们未来还要加大科普宣传的力度。”朱祯说。“其实我们很早就说了，转基因推广是最好的科普，等大家都种了，都用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以前的那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沈志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