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学术论文撤稿数量再创新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同行评议过程出现问题。而今年几次著名的撤稿事件更把同行评议制度问题推上风口浪尖。一篇问题颇多的论文顺利出版，是审稿人的不作为吗？他们的职责究竟是什么？
2023年进入尾声，今年学术界除了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带来惊喜之外，在科研诚信方面也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据《自然》统计，2023年全球科研论文撤稿数量超过1万篇，为历史新高。一方面，这是各大出版商努力打击学术不端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诟病的同行评议问题。
经历过论文发表流程的科研人员对同行评议制度自不待言。作为学术期刊出版的黄金流程，该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英国皇家学会刊物创刊之初。随着学术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成熟，同行评议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了论文发表流程中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制度有效促进了学术论文数量的增长，推动科技进步。
时至今日，每年有上百万篇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背后的投稿数量更是数不胜数。
期刊编辑要对投稿进行第一次审查，在其中挑选出学术价值更高并符合期刊要求的论文，之后通常指派至少两名审稿人进行同行评议，判断其结论是否足够可靠、论证过程是否严谨等；最后编辑根据审稿意见决定是否录用。常见的同行评议类型包括单盲评议、双盲评议，还有周期更长的三盲评议，以及开放同行评议（常用于开放获取在线期刊）。
一般期刊都有一套完整的同行评议制度及流程，所以一篇论文最终能在期刊上发表，无一例外都经过审稿人“盖章确认”，以保证论文质量。但现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撤稿观察网站一直在做相关统计。他们发现随着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长，撤稿数量也在同步增长。从2022年起，该网站分门别类记录下5400多篇撤稿论文，而2002年的撤稿文章不过约120篇。
其中，2022年因为虚假评议或者有问题的同行评议而撤稿的论文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2023年11月，学术出版商SAGE一口气撤下自家《国际电气工程和教育期刊》上的209篇论文。经调查，这些文章的问题包括“同行评议受损或不符合SAGE的流程标准和期望等原因”。对此，SAGE解雇了该期刊主编，“清洗”了编委会。
而今年早些时候，出版商Wiley和Hindawi对外表示旗下期刊上大约有2000篇论文存在同行评议操纵问题，开始陆续撤稿。而《自然》统计出的1万多篇撤稿中，有超过8000篇便出自Hindawi所属期刊。
同行评议问题本来被诟病已久，而今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也因为近年来的几次撤稿“大事件”。
2023年度最著名的论文撤稿事件要数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机械工程和物理学教授Ranga Dias团队的室温超导论文。其论文3月于《自然》甫一发表便轰动全球，然而仅8个月之后，《自然》就发布撤稿声明——这是Dias团队近14个月内遭遇的第三起撤稿事件。
另外，神经科学家、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Marc Tessier-Lavigne今年也有4篇论文被撤稿，这些论文曾分别发表在《细胞》、《科学》和《自然》期刊上。
面对层出不穷、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撤稿事件，学界专家将矛头直指对论文质量把关肩负重任的同行评议。毕竟，一旦有问题的论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其影响力有多大，其造成的后果就会有多严重，而彻底消除负面影响的时间则会更久。例如，1998年《柳叶刀》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证明”自闭症与疫苗相关，再度激发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并很快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疫苗运动。直到2010年，这篇问题论文才被撤回。
以上种种皆让人们不断质问：本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制度，为何让“漏网之鱼”越来越多，甚至蒙混登上顶刊？
论文撤稿的理由很多：数据问题、图片造假、剽窃、伦理问题，等等。Dias室温超导论文的撤稿，主要原因是其中8位合作者的主动要求，他们认为论文没有准确反映研究材料来源、实验测定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案；而期刊也独立发现了论文中电阻数据可靠性问题，并进行了调查，但目前尚无最终定论。
那么，作为“品控”的审稿人在同行评议的时候就没看出这些问题吗？遗憾的是，有些问题可能并不在当前同行评议的职责范围内。《自然》主编Magdalena Skipper曾公开表示人们误解了同行评议的作用：编辑指派科学家做审稿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投稿文章提供批评意见，建议是否应该发表论文，但他们不会去审核最基础的实验数据集。
Skipper比喻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同行评议好像警察抓小偷一样去‘提审’论文。
”知名健康媒体STAT新闻曾根据各家期刊和编辑的说辞，总结了审稿人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不会去做的工作：1. 不要指望审稿人能审核清楚论文作者是否将公共数据占为己有，是否有一稿多投等行为；2. 不要指望审稿人能审核出论文中的欺诈行为、抄袭等问题，除非这类问题过于显眼；3. 指出论文中的伦理争议不是审稿人的责任，这是作者本身应该严格遵守的准则；4. 审稿人不会检查所有数据、重新计算p值，除非期刊有专门负责核查统计方面的审稿人；即便有，后者通常只会检查一下论文中使用的统计学方法，采样一些数据而已。
对于秉持严谨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来说，期刊说辞显然是在推卸自己最基本的责任。“我认为期刊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更多机会，让读者阅读到更多真正高质量的科研论文。”英国《麻醉》期刊的编辑、麻醉专家John Carlisle说道，“我不懂他们现在为什么反过来说核查数据不是他们的任务。”
缺乏透明度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另外一个缺陷。同行评议强调盲审，论文作者、审稿人，甚至期刊编辑，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这看似公正，但也让操纵同行评议有机可趁。有研究指出，盲审的保密性给审稿人带来一定安全感，但他们也可能觉得自己不一定有责任要完备周详地考虑论文的方方面面，因此同行评议工作的完成度并不那么彻底。很多论文作者抱怨说，专家的反馈意见要么泛泛而谈、不得要领，要么与文章内容南辕北辙，而作者难以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论文。
另外，面对审稿人身份的“不透明”，作者无法确认对方是否合适来审稿，无法了解指派的专家是否了解课题，或者审稿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而如果研究领域过窄，则可能出现盲审不“盲”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的深入以及交叉学科的出现，任何专家都不可能全知全能，并且专家的个人偏见也有可能影响审校意见。这些最终都可能降低同行评议以及论文终稿的质量。不过，如今越来越多期刊认识到需要让同行评议更加清晰透明。
由于同行评议本身不能完全保证作者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公开审稿信息有助于表明论文中潜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读者自己可以从批判性的角度更好地评估研究结果。
例如，开放获取出版商BioMed Central和PeerJ从2015年-2016年起，采取了开放同行评议制度——将审稿人的审稿意见在线发表，而不仅仅只透露给作者。另一个开放获取平台F1000Research则采用了发表后同行评议制度，即先在平台上发表论文，学界内的任何专家都能参与论文内容的评审，公开提供审稿意见。作者随后根据这些意见进一步修改稿件，上传更新版本，从而做到了同行评议流程的彻底公开。
除了开放获取平台，传统期刊也在同行评议透明化方面做出了努力。《自然·通讯》在2016年起采取让作者选择是否愿意公开审稿意见以及作者回复。《自然》自2020年2月起也提供相同选项作为试点，结果显示2021年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将近一半的文章附上了同行评议报告。现在，读者阅读这两份期刊时，可以看到许多论文公开了同行评议审稿人信息，或者可下载完整的评审意见。
从审稿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同行评议制度的另一个关键局限：审稿人主要依靠现有的知识体系来审阅投稿论文中潜在的创新观点或发现，具有偏保守的局限性，可能无法对超出自身知识范围的颠覆性观点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拖了科学创新的后腿。
2015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1008份顶级期刊稿件的审稿意见，发现同行评议能够识别出良好的研究论文，但一般无法识别出高创新性的文章，后一类型的文章往往被高影响因子期刊拒稿，最终发表在一些低影响因子期刊上。
生命科学期刊eLife的审稿编辑、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钱文峰曾指出高创新论文发表难的关键：“我们（科研人员）大概知道什么文章好发，太创新的文章就不好发，有一定程度创新的文章才好发。最好的文章都不太好发，同行没那么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得慢慢地转变过来。”为了能让文章顺利发表，研究人员可能会陷入两极化的思维模式：要么自己的科学观点能够得到审稿人的喜爱，要么一无是处。
久而久之，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做能“取悦”他人的研究，在旧想法上加那么一点儿新意（往往被认为这算灌水），反而越来越少地去思考挑战现有知识体系的大胆颠覆性想法。于是，为科学把关的同行评议继续巩固既有范式，为科学突破增加了一道阻碍。因此许多人支持发表预印本论文，将自己的成果交于给更广泛的同行，或许建设更成熟的预印本文库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同行评议的更深层次问题是学术事业和学术出版行业的“利益纠葛”。“Publish or Perish”文化在学术圈长盛不衰，是让每位科研人员触目惊心的警语，也极富争议。论文发表早已成为科研生涯进阶的重要指标，往往与有限的学术资源分配、学位获得、职位晋升等挂钩。虽然不少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已开始采取行动，力图打破“唯论文”现象，努力建立更合理的科学评估体系和人才评价制度。
但目前来说，论文发表仍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发表压力的存在会让一些研究人员急功近利，甚至在论文发表流程过程中搞“小动作”。而期刊出版商也会利用这种压力，大肆出版不适合的论文。
此外，如果论文所属的领域高度专业化，编辑之间可能很难快速找到合适的审稿人，有些期刊和编辑会允许论文作者推荐审稿人。
一方面，这样的操作可能有助于不拖延论文发表时间，有研究表明，从审稿人的角度来考察，作者推荐的审稿人与编辑选择的审稿人在审稿质量方面的差距并不大。不过，前者的论文接收率显著超过拒稿率，因此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例如，作者可以建议审稿人只给出正面评价。而更加恶劣的行为是作者凭空捏造出一个审稿人，自让自己的文章通过同行评议。
前文提到的SAGE大规模撤稿事件中，很大一部分论文的审稿人便由作者本人所推荐，给操纵同行评议大开便利之门，损害了同行评议的公正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期刊编辑们也承受着相同的发表压力。随着论文投稿数量逐年攀升，期刊和编辑都要挣扎着完成各自的绩效。出于商业考量，出版商会制定任务目标：一方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同时要维持并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
这样一来，编辑展开工作时会偏倚重心，更看重论文“数量”而非“质量”。他们可利用手中职权，影响论文发表的最终决策，或者不再谨慎地指派审稿人，甚至不去验证审稿人的身份。更有甚者，编辑虚构审稿人，操纵同行评审流程，以快速接收、发表论文。
早在2015年，Hindawi出版商就发表过声明，表示旗下的三名期刊编辑“创建欺诈性的审稿人账户，通过这些账户增加有利于论文的审稿报告”，一顿操纵之后一口气发表了32篇问题论文。研究者的论文发表压力和出版商盈利压力如同两只无形的手，促使着编辑们将一篇篇有问题、甚至是欺诈性论文推送到自家刊物上。最终结果往往期刊平台不断发表撤稿声明，受损的不仅是期刊口碑，还会深深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同评议有如此之多的问题，那有没有办法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呢？一篇发表于Learned Publishing的评论性文章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首先，编辑应该要扩充自己的人才库，确保能及时选择出可靠、高质量的审稿人，缓减期刊论文发表压力，更集中于评估投稿质量，确保审稿人意见的公平公正。
其次，对于作者推荐的审稿人，如若期刊同意采用这样的模式，就应该限制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数量，或者在确定审稿人之前，先展开一轮审稿人筛选，保证审稿人本身的质量。最后，无论对于编辑还是作者，都应该时刻把欺诈性手段的严重后果牢记于心：阻碍科学进步不说，还可能危及人类自身。
也有人提议向审稿人支付同行评议劳务费，但这无疑会给期刊增加一笔额外开销。
对此，《科学》总编Holdn Thorp曾表示过：“很难从经济角度去如此运作。”另一个方法是继续同行评议，邀请审稿人评估新研究的科学设计和文章观点的同时，期刊内部另外聘用专家展开数据核查流程。墨尔本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心理学科学》期刊的新主编Simine Vazire就计划在员工中增加一些科学家，承担核查投稿论文中的数据和统计学工作。
还有期刊采取了新的出版模式：从2023年起，eLife取消了同行评议后的接收/拒稿决策，而是将经同行评议的论文以“有评审报告的预印本”的形式发表在eLife网站上，包含了公众评论，作者对评估的回应等。
eLife这次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让同行评议不再为期刊发表把关，回归过去学术交流的角色，并且把决定是否出版的权利交给作者。
近年来，围绕同行评审制度的争议始终存在，媒体不断曝出的论文撤稿事件让学界越来越怀疑同行评审是否能胜任其核心任务：确定论文原创性、正确性和重要意义。诚然，同行评审制度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的制度，而且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就被学界、出版界彻底摒弃。目前最好的做法是吸取已有的教训，不断改进流程，查漏补缺，也许在不断累积的变化过程中，会演化出一套更合理的制度，保证论文品质，有力推动科学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