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一天，济南街头，一个高挑瘦削的少年四处张望、步履缓慢地走着。他希望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高中二年级的他刚刚辍学，贫寒的家境已无力再支撑他读书。突然，一则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映入眼帘，其中一条分明写着“免费食宿”！这让他非常惊讶，决定试一试。这一试改变了他的人生，少年从此踏上农业研究道路。
春耕秋收，夏耘冬藏，59年过去了。2007年2月27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璀璨灯光下，如簇鲜花中，一位戴着金框眼镜，身着深蓝色西装，打着大红色领带，发丝染雪、身姿却依旧挺拔的老人步履稳健地走到主席台中央，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烫着金色国徽的红色获奖证书。现场掌声雷动。曾经的少年成为中国第十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的名字叫李振声。
饥饿，是李振声童年时期挥之不去的阴影。李振声1931年出生于山东淄博农村，十岁左右正是长身体能吃的年纪，却碰上1940年至1942年连续三年大旱。他记得当时地里不长庄稼不长草，村里人把榆树叶和树皮都吃光了，最后开始啃葱根和蒜皮。因为饥饿，李振声的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他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药店给父亲拎回一包药。13岁时，父亲还是撒手而去。父亲的饥饿也刻在了他的记忆里。
为了撑起这个家，哥哥退学到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排行老二的李振声也想退学，却遭到母亲和哥哥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家里一定要有个读书人。父亲离去之前留下两副对联，一副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另一副是“聚钱财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这是家训，也是父母的期望。但令少年李振声难堪的是，每个学期开学前他都要向别人借钱，有时在人家门口站了半小时，也迈不进门槛。
到了高中二年级，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李振声决定辍学，到济南寻找工作。那则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如同罅隙中透出的一道光芒，照亮了他的人生。“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情。”李振声后来回忆说。
在山东农学院，李振声的专业是研究小麦育种与栽培。两位伯乐——沈寿铨教授和余松烈教授的课深入浅出，让他对小麦育种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知识里遨游、试验田里验证，他的育种知识就像田里的麦苗一样，噌噌往上长。当时，学校农场种植了在山东推广的几个优良品种，李振声将它们引种在自家地里，果然当年的产量比乡亲们的都高，惹得种地的“老把式”都来向他这个小青年请教、跟他换种。这让李振声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对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作用。用小麦育种改变饥饿的梦想也从此种在心田。
1951年，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20岁的李振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前身）工作。进入中国科学的最高殿堂，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但惊喜之余也有一丝遗憾。李振声想做遗传育种研究，却偏偏被分到了栽培组，与各种牧草打起了交道。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与小麦育种无关的工作，会让他开辟出一个小麦遗传育种的新领域。
5年后，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李振声被调往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饱饭的问题。彼时，我国粮食年产量2000多亿斤，受北方冬小麦产区条锈病肆虐影响，一年就损失120多亿斤。
条锈病有“小麦癌症”之称，小麦一旦染病，就会减产30%到50%，甚至绝产，而且条锈病病菌变异速度很快，平均5年半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而培育一个优良抗病麦种至少需要8年。小麦条锈病是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
到了杨陵，李振声真正体会到这种病的可怕：穿条黑裤子在麦地里走一趟，裤子就会变成黄色。看见不少农民在地头抱头痛哭，李振声的心被狠狠刺痛了。
这时，5年的牧草研究派上了用场，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研究种植牧草改良土壤期间，李振声已经收集、整理、研究了800多种牧草，熟悉各种牧草的习性。“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小麦，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野草没人管，却生长得很好。”对比之下，李振声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通过将牧草与小麦杂交，培育出一种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呢？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的权威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岐的支持。
但自然界的一粒小麦演化成今天的小麦经历了近万年时间，人工育种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多长时间才能成功？李振声心里没有底。有三道难关挡在他面前：第一，杂交不亲和，很难实现杂交；第二，杂种不育，后代像马和驴的后代骡子一样没有生育能力；第三，后代“疯狂分离”，抗病性状在后代中很难保持。但他下定决心要把事情干到底。他选了12种牧草与小麦杂交，成功了3种，并发现长穗偃麦草的后代长得最好。
偃麦草和小麦花期不同，他就用人工补光促进偃麦草提早开花。杂交种不能发芽，他就蹲在田里对一株株小苗逐一排查。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下一代却面目全非，他就一次次鉴定、筛选。每个夏天，他身上都被晒得脱层皮。
8年过去了，那粒理想的麦种还是没有出现。1964年，李振声的工作也因此受到“研究脱离实际”的批判。
幸好，远缘杂交开始时，心里没底的李振声同时开展了“有底的”常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选育的两个品种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远缘杂交研究才得以继续。可能老天也愿意帮助执着勤奋的人。那年夏天，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直到6月14日天气暴晴，1000多份小麦杂种后代一日之间几乎全青干了，但有一株仍保持着金黄颜色。李振声如获至宝。
直到1979年，他才在这株麦子的基础上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成功转移到小麦上，育成了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远缘杂交前后花费了23年的时间，李振声也年近半百。但他收获了陕西农民给他的最高评价：“要吃面，种小偃！”“小偃6号”能同时抗8个条锈病生理小种，且产量高、品质好，做出来的馒头白、面条筋道。这些品质让它成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80多个，截至2003年，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150亿斤。“小偃6号”的出现让我国小麦的增产速度甚至一度超越了水稻。
在远缘杂交研究最初的20年里，振声先生面临的不仅仅是没有成果的寂寞，更有险遭批判的厄运。现在的年轻人总想着快出文章、快出成果，缺的就是这种对科研的执着。归根结底，我想也许是他们想自己想得太多，没有像振声先生一样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围绕国家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曾这样说。
小麦远缘杂交成功后，李振声并未就此止步。他深感20年的育种过程过于漫长，于是另辟蹊径，创建了蓝粒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这种方法可让一根麦穗上长出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4种颜色的种子。根据种子颜色可以知道染色体的数目，白粒只有40条染色体，叫作缺体。将它与远缘植物杂交，仅用3年半，他就育成了小麦-黑麦异代换系新品种，为小麦远缘杂交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麦田里的研究让李振声声名鹊起，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他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发明奖一等奖、陈嘉庚科学奖农业科学奖等。人们亲切地将他与科学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李”。1983年，李振声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给他在西安分了房子，他没去住，他觉得在杨陵做学问是非常好的选择。
在杨陵的20多年，李振声吃过120多户农民家里的饭，知道农民想什么、要什么。比如，在稳产与增产问题上，农民总是把稳产放在第一。因为只有稳产了，才能填饱肚子。“科学研究的主流应该是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他说。
李振声不仅是麦田里亲力亲为的耕耘者，更是运筹帷幄的中国麦田谋划者、拓荒者。他先后提出向盐碱地要粮的“三场战役”——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滨海草带”战略构想。
1987年6月，李振声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上任两个月，他就提出一个影响至深的建议——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治理。当时，我国粮食生产连续3年徘徊在8000亿斤左右，但人口增长接近5000万，这一紧张局面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7年夏，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打破粮食生产的徘徊局面。李振声代表中国科学院参加了此次会议，接受了这项任务。那时，李振声跑遍黄淮海地区做调研，时间紧、任务急，他和随行的专家就夜里坐车、白天调研，他们的足迹遍及河南封丘，河北栾城、南皮，山东禹城，安徽蒙城……“在推动什么事情时，我们常说，‘手中无典型，说话没人听’。”李振声说。
一次次实地调研中，他得到了许多鲜活的典型案例。例如，封丘原来每年吃国家返销粮7000万斤，而推广中低产田治理措施后，1987年给国家贡献了1.3亿斤粮食，这让他实实在在看到了中低产田治理的潜力。在甘肃沙河洼、安徽蒙城，他看到中低产田的治理成本都得到回报，更加成竹在胸。
198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组织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经过6年治理，我国粮食产量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仅黄淮海地区就增产504.8亿斤。从科研创新到策略实施，李振声的成绩让更多的荣誉接踵而至。199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人生已经熠熠生辉，但李振声依然没有止步。
2013年，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联合河北、山东、辽宁和天津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82岁的李振声正是这个项目的倡导者，为了让这个在盐碱地上淘金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筹谋已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小京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08年，李振声就指导团队成员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的盐碱地上种“小偃81”冬小麦，并希望他在南皮站做好盐碱地小麦种植试验示范工作，为中低产田粮食增产增效提供样板。
2010年春节期间，刘小京到李振声家中拜访，谈论起环渤海地区盐碱地科技攻关的一些问题。李振声提出，这个地区有可能大幅增加产量，可以叫“渤海粮仓”。这让刘小京心里一亮。随后，渤海粮仓建设在河北南皮、海兴，山东无棣、禹城等地部署了示范工作，推动项目最终立项。从2013年到2017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5年累计示范推广8017万亩，累计增粮210亿斤，节本增效155亿元，节水43亿立方米。
2020年，年近90岁的李振声仍在思考。根据团队成员在曹妃甸、海兴、南皮、东营等地盐碱地多年的长穗偃麦草种植试验，他提出建设“滨海草带”的构想——通过种草养畜，实现我国环渤海地区难治理的1000万亩滨海盐碱地的高效利用，以期解决我国盐碱荒地利用与当前我国严重依赖进口饲料粮问题。
今天，在山东东营距离黄河口约10公里的千余亩土地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集中所内10多个育种和养殖团队的优势科研力量展开攻关，选育兼具耐盐和耐涝特征的牧草资源。攻关团队选育的长穗偃麦草在含盐量3‰至5‰的中重度盐碱地上亩产可达2000公斤以上，在含盐量10‰以下的重度盐碱地上也能成活；选育的田菁亩产可达2.5吨至3.5吨，已在黑龙江、山东、北京、海南等多地进行繁种、育种。
而“滨海草带”也是李振声数十年日积月累提出的战略构想。为此，他曾多次深入草原调研。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童依平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经河北坝上到内蒙古赤峰全程几乎都是没有硬化的土路，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开车要开整整一天。他们乘坐的双排座厢式货车很破旧，经常“抛锚”，密封性能也不好，春天农作物播种时节风沙非常大，前方数百米远的山包经常看不清楚，到了目的地眼镜上都是一层沙子。
尽管如此，已过花甲之年的李振声依然坚持到一线调研考察。在反复调研中，李振声形成了一个观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和草原地区发展草食畜牧业潜力很大。在他的点拨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青年科学家刘公社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种植羊草，解决草原家畜吃饭问题，同时解决草原沙化、盐渍化问题。后来，刘公社研发的中科羊草系列品种在我国内蒙古、新疆、陕西、甘肃等地得到大力推广。
不只如此，李振声还是我国粮食战略安全的“吹哨人”，在我国粮食产量多次出现徘徊时，及时敲响警钟，提出增产对策。针对国际上有关“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他果敢地提出“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思路。这一切，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知行合一，会用90%的精力做调查研究，用10%的精力制定决策。”“他总是把生产实践与战略构想相结合，对生产中看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后，再将其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采访中，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化榜与童依平这样说。
在李振声的论文集首页，他用工整的小楷写下的白居易的诗或许体现了他的“方法论”：“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
在躬耕、守望麦田的过程中，李振声培养了一批中国农业科技领域的骨干人才。作为李振声的博士生“开山弟子”，陈化榜对李振声的关怀和培养记忆犹新。
1990年陈化榜考取博士生时，李振声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为了确保科研指导，无论是在办公室、实验室还是在试验田，李振声每个星期都会面见陈化榜3次。“有时，他星期五下了班到实验室指导完毕，就让我坐他的车到家里吃饭。”令陈化榜印象深刻的还有板栗红烧肉，这是去他家里吃饭经常加的菜。陈化榜上大学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眼里的李振声“亦师亦父”。
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李振声时常对他说的话：“做人要有自信，‘人不自信，谁人信之’；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科研要有自己的‘金刚钻’，干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有不可替代性。”
“对于指导学生，李先生更多是从大方向上把关。”陈化榜说，其中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科研创新要接地气，要跟着国家的需求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李振声一生科研的写照。
陈化榜记得，1992年，年过六旬的李振声卸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在北京昌平平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育种基地，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连路都不通，他就戴个草帽、带上饭盒，在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就在这个基地，李振声开创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小麦种质资源，推动了我国农业持续发展，成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育种的开端。
75岁之后，李振声在给自己晚年确立的3个任务中，把继续着力培养青年一代放在首位。然而，在此过程中，他看到组内很多研究人员侧重于基因功能克隆和分子机理研究，忙着发文章。为此，他提出重启小麦远缘杂交，并布局了两个接地气的着力点——规模化创制优异种质资源小偃麦种质库和选育支撑饲料粮安全的耐盐碱偃麦草品系，从而让青年科学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琪是小偃麦种质库的践行者。李振声提出创制1000份独立、稳定的小偃麦新种质的目标，她带领学生已完成了800多份。
作为李振声的博士生，郑琪对李振声“润物无声”的育人方式深有感触。她记得，一次在育种基地，李振声指着两株相邻的麦子问她：“你觉得这两株哪个好？”一路研究分子生物学、没有农学经验的郑琪迟疑了。李振声道：“这两株的穗子都差不多大，但这一株的叶子多，它产生同等的粮食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后来，郑琪才知道，老师的话中渗透了育种中经济系数的概念，其中籽粒产量与生物量的比值，即收获指数，是重要的育种参考指标。
作为一名育种出身的科学家，对于试验田的指导，李振声事必躬亲。每年入冬前，他都要带学生去田里看小麦的苗期繁茂性，早春去调查小麦的抗寒性，五六月在田里指导选种。“哪一块地有好材料，他都记得很清楚，要求学生也尽量做到这一点。”郑琪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宏伟则是耐盐碱偃麦草品系的践行者。
和很多“李门师兄弟”一样，他眼里的李振声是一位永远追赶时代潮流的“时髦”科学家，他40岁学英语、50岁学电脑、80多岁学用微信交流，样样不落。90岁后，他不能亲自到田间地头去，就用微信了解“滨海草带”等工作的落地情况。“有时，他一天会发几十条微信询问我在东营的工作。”李宏伟笑言，“我们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遇到了哪些难题，他都十分挂心。”
“滨海草带”项目启动之初资金缺乏，李振声拿出20余万元奖金支持团队购置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和农具；偃麦草种子过轻，不易机器播种，他就在家用面粉把偃麦草种子包裹成“像小药丸一样的丸粒”，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还像过去在家中阳台上种小麦一样，种了一盆盆偃麦草。
尽管思想很“新潮”，李振声的生活却十分简单质朴。除了读书、看报，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书法、画国画。他对名利十分快乐。
在小麦远缘杂交选育成功后，陕西省委多次请李振声出任陕西省副省长，他毫不犹豫地推辞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认为荣誉首先应该归集体，他把奖金全都捐给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晚年，一些课题组聘请他做顾问，给他发工资时，他都谢绝了。他觉得“不愁吃、不愁喝，够花就可以了”。
无论是忍饥挨饿的少年，还是后来“不愁吃喝”的农业科学家，对于粮食，李振声一如既往地珍爱与敬畏，他从不浪费一点粮食。中午在实验室开完组会，订饭时他就只点一碗牛肉面，因为“多了吃不了”。在北京昌平育种基地农场的食堂吃饭时，如果觉得饭自己吃不完，李振声会先让学生拨走一些再吃，他的餐盘里从不剩一粒米。翻看李振声的照片，但凡笑得灿烂的，大多是在麦田里拍摄的。那金色的麦田和饱满的麦穗，让他无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