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口，近期我们发现白海豚的食物丰富程度增加了，大家可以想想，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林文治，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就是中华白海豚。我跟白海豚有很深的缘分，因为我是广东湛江人，而湛江的东边就有白海豚的定居种群——这是它们的第二大种群。我大学有两年是在珠海度过的，而珠海就有第一大种群。
但是在进保护区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华白海豚，也不知道我生长的沿海城市里面居然有海豚这个物种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从事的是种群遗传学的工作。我很喜欢种群遗传学的理论跟技术，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物种进化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没办法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
刚刚开始接触白海豚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充满了疑惑——我想它们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很容易看到它们吗？当我第一次在海上执法看到中华白海豚，就像在路上看到路边突然窜出一只野生大熊猫一样，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保护区不是一个科研机构，也没有专项的科研经费，所以一开始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处理死亡的搁浅海豚，包括形态学的测量、科学样本的采样和死因的鉴定。但也正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学术机构，所以我没有预定的研究方向，可以自由地去检索所有我认为跟鲸类保护相关的知识跟文献，这对我未来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用我掌握的技术开展了一些基础的研究。比如我们通过遗传学的技术发现，珠江口的白海豚在历史上曾经有8000多头，但大概在2000年前，它们的数量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衰退。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大部分海洋生物经历过历史性的种群衰退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1.8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末次冰期大量的淡水以冰川的形式存在，所以当时海平面比现在大概低120米，大量近海都成了暴露在空气里面的陆地，所以很多近海生物在那时候都经历了种群衰退。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技术的革新加速了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很多物种的衰退。
但是，白海豚种群的衰退时间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用了大半年重复分析，结果都非常稳定。所以我们开始考虑分析的问题的方向，转而去研究它们栖息地的演化过程。我们翻阅了一些地质学的资料，发现珠江口在历史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珠江口的面积在8000年前左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现在的珠三角平原大都是海洋，包括中山、广州大部分的平地，像澳门跟珠海都是一系列海岛。
那时候岸线的推进和发育主要是自然沉积主导，速度比较慢。但在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赵佗——广州南越王墓主人的爷爷，他带着二三十万的军队，军队又带着家眷，来到岭南建立了南越王朝。他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他让这个地区的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而人口膨胀就会带来住房与食物的需求；第二，他们带来了中原非常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就是刀耕火种。
所以在过去2000年，中华白海豚在珠江口的栖息地的面积流失达61%左右，有效种群衰退大概是74%，这两者是高度可比的。这个结果很出乎我们意料，因为它说明了中上游的城市跟农业的发展影响了河口生态的变化，也说明我们跟海豚虽然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面，我们相互影响着对方的生活。
这些研究非常有趣，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今天动物管理与保护的最关键的问题：动物的状态是怎样的。在我刚进保护区的时候，能够查询到关于中华白海豚的文章非常少，只有2000年一篇非常基础、全面的综述性文章。我们在海上工作时经常与渔民交流，询问一些白海豚的事情。他们基本上都会告诉我们，在什么什么地方之前有很多中华白海豚，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了或者没有了。
所以从渔民给我们的信息来看，整个珠江口的河口生态，至少在2000年以来衰退得非常非常厉害。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基本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当时在保护区，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动物们等不起，它们的时间非常紧迫，我们需要迫切提高这个统计的精度去描述它们种群的发展趋势。
当时我们选择了Photo-ID技术来改善技术方法。Photo-ID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基于照片的个体识别技术：我们用长焦相机去拍摄动物的照片，然后再根据照片上动物的个体特征识别它，并记录它的档案。Photo-ID技术现在被誉为鲸类研究的核心技术，但它并不是鲸类研究所特有的技术，基本上只要这个动物有能够识别个体的特征就都可以用它。
那么对我们比较了解的鲸类，像瓶鼻海豚的个体识别率大概在50%-80%，也就是说一个种群大概有这么多个体是可以长期稳定地识别出来的。而白海豚的比例在90%左右甚至更高。白海豚虽然叫白海豚，但它们并不是出生就是白色的。我们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要遵循很多科学上的要求，比如同等覆盖率、动物福利等等，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些事，就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动物，而且它们也不害怕我们。
我们建立了白海豚数据库后，怎么根据动物的目击数评估它的种群数量呢？我们实际使用的模型比这个更为复杂，但这也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个体被我们看到的概率与种群的大小、我们的努力量和它们是否存活下来都有关。所以通过对我们的数据建立各种各样的种群模型进行分析，中国现在的白海豚大概有3000头。如果对比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种群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退。
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差不多完成了——我们掌握了证据说明它们在衰退，接着进入下一个目标：造成种群衰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白海豚是一种河口鲸类，在河口生活有两个好处：第一，河口海域比较浅，所以像鲨鱼这种大型的肉食性动物进不来，被捕食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第二，河口生产率非常高，因为河流会带来大量上游的营养物质，给海豚带来非常丰富稳定的食物来源。
但是河口的劣势也非常明显，因为河口只是河流进入海的一个点，它的面积非常小，既比不上河流，也比不上海洋。因此河口面积的上限就决定了一个种群栖息地的承载量上限，也就决定了这个物种种群大小的上限。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只有几十到几百头，而只有像珠江口这样大的河口系统才能装得下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
白海豚选择在河口生活，也就注定了它会承受我们人类发展的冲击，并且这种冲击的形式非常多样化，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人类活动，包括农业发展、航运、工业污水、生活废水等等。正是因为没办法全面保护中华白海豚，所以我们修改了第二阶段的目标——我们不是要找出是什么造成了它的衰退，而是要找出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高等哺乳类对环境比如大部分的胁迫压力都有一定的抗性，如果不能造成死亡，我们只能看到它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在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下，评估哪一种胁迫压力的更重要是比较困难的。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例子。早年伶仃洋的中华白海豚会跟着作业的拖网鱼船捕食，好处是这样捕食的效率会非常高，但同时它们被渔网缠住而死亡的风险也增加了。
我们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发现白海豚胃里食物的丰富程度增加了。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我们只是从单一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因为白海豚减少跟随渔船捕食，它的致死风险降低了；而食物的多样性增加了，表明它的食物来源变多了。但如果这两者都成立的话，又怎么解释这个种群在衰退呢？这不符合逻辑。
当所有信息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假设：我们认为是伶仃洋的渔业资源衰退得太厉害，海豚追随渔船捕食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所以它们放弃了这种方法。它们现在不再跟渔船，是因为渔业资源被开发的太过度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伶仃洋的白海豚基本上50%都是老龄个体——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老龄化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所以对这个种群，我们第一个甚至是唯一的建议就是修复渔业资源，保住它们的“饭碗”。
我们在研究和保护白海豚时，经常忽略一个事实：白海豚是社会性动物。海豚的社会性跟昆虫社会的真社会性是不太一样的，海豚有深刻的自我认识，它会形成像我们人类社会一样的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鲸类在做这种哀悼行为的时候，它都不是独自的，它身边上会有其他个体陪着。
我们甚至观察到有一些海豚妈妈，当它没办法去维持这种行为的时候，它身边的海豚，甚至一些未成年的个体也会过来接替它的工作，继续背着死去的小海豚。这很像人类社会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白海豚的保护非常复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又不破坏中华白海豚种群延续的可能。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做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来评估人类社会对它们产生的每一个可能的影响，然后把我们的意见反馈给管理机构来帮助它们。珍惜我们餐桌上的每一份海鲜，就是最大程度为它们保留食物，这就是我们能够为它们做到最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