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5日）1968年在意大利Bellagio。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著名“李约瑟难题”，引发了海内外各界持续的关注与讨论，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讨论中避不开的问题。
最近，一本关于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幕后故事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特为此书撰写导读、推荐看点。他评价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必将引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出版史领域专家的关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约瑟及其工作的人阅读。”
李约瑟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有些人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起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书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但是知道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七大卷将近30个分册的鸿篇巨制的人并不太多，遑论认真读过其中的一册或数册了。
李约瑟是谁？他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书？这样一个大部头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这部书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晓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合撰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以下简称《大器晚成》），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生动的笔触、有趣的历史故事，首次披露了这一历史名著从选种到开花结果的过程。
本书的章节安排恰当地呼应了“大树是如何长成的”比喻。在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李约瑟的著作和生平之后，作者开始论述他的“中年危机”和“命运转折”，然后正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的筹划、编撰、出版与发行过程。
以下列出后面各章的标题和我特别推荐的看点。
“种子——一个选题的建议”：1948年5月18日李约瑟致信剑桥大学出版社（简称CUP）秘书罗伯茨投石问路，后者可不是普通的出版家，不久他就转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达10年，随后担任过剑桥大学执行副校长，还是英国电影协会和伦敦福尔摩斯学会的主席；CUP的历史与现状；李约瑟的初步计划清楚区分了前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李约瑟的筹码及其资料储备；1948年5月21日CUP理事会原则上同意SCC选题；1951年11月CUP为李约瑟还在写作中的书发布了广告。
“生根——研究和写作”：李约瑟从其他领域借来两个工具——“滴定法”与“复式簿记法”；建立专门的人物、书目和术语卡片系统；古代青铜器铸造流程和SCC出版流程的类比；“胜冗子”实至名归——驾驭浩瀚的资料与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何丙郁笔下的李约瑟写作过程；李约瑟的“铁路线路图”与“蓝色的土地”；从1944年10月开始，SCC的目录就在不断扩充更新中。
“破土——突破语言的障碍”：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书籍出版的异同；上世纪50年代生产一本书的几个阶段；在英国遭遇汉字排版问题；顾效中与伦敦的中华印刷公司；1951年11月李约瑟交出第一批书稿，当时预计全书总计3164页，已完成1911页，其中交稿1575页，还有1589页需要润饰和最终定稿。
“分蘖——第一次扩充”：1952年1月CUP正式反馈，同意将一本书扩充成一套书并考虑分卷出版销售；同年2月李约瑟提交七卷本的设计方案；李约瑟为SCC制定专门的注释、引用格式与文献分类体系；有关中文书名的插曲（酒吧餐巾纸上书写“中华人民科学技术史”“十宿同志编著”）；冀朝鼎题写中文书名；烦琐的中西文混合文本编辑；重要的幕后英雄伯比奇登场，1952年6月9日来访确定版式、章节、字体等细节；成本核算以及李约瑟在版税问题上的妥协；装帧问题；地理学家哈兰出借在四川道观获得的壁画；李约瑟对画中人物考证并决定用作SCC封面背景。
“成长——前三卷的出版”：赶在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召开前夕，SCC导论性的第一卷于1954年8月18日正式出版；长达29页的总目录展现了作者的雄心，在“导论”中勾勒出包括七卷50章的宏伟计划，没有人会怀疑SCC将不断推出（实际上这是李约瑟的一个冒险宣传，在SCC之后出版的卷册中这一计划不断调整扩充，但总的架构没有变动；这一策略成功“吓阻”了潜在的竞争者而使他和CUP早早占据学术高地。
不过中文简、繁体译本都没有收录这个总目录）；好评如潮，正面的评论者包括费正清、汤因比、萨顿、恒慕义等知名汉学家和史学家。
“分枝——再次扩充”：1957年底，物理及相关技术的第四卷手稿已大大超出原来计划，在伯比奇等人的支持下，CUP同意分成3个分册出版；第一卷的脱销使CUP信心爆棚，以后多次重印；中国方面的关注和李约瑟开始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家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除了排字无所不作”的伯比奇与他领导下的强大团队；CUP内部改革；1971年开始第五、六卷编撰出版工作，开始约请不同作者分头撰写书稿再由李约瑟统编加工；众多合作者加入到SCC写作计划中来；席文、库恩以及老友鲁桂珍、黄兴宗等；关于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五卷扩充到14个分册；关于生物及相关技术的第六卷扩充至6个分册。
“开花结果——《火药的史诗》的出版”：1971年法兰克福书展被问询SCC有无军事内容，伯比奇一如既往地保卫李约瑟的领地；出于对道家与炼丹术的兴趣，李约瑟格外重视火药的发明和传播；王铃在SCC前期的特殊贡献及其个人问题；1973年2月27日伯比奇致信何丙郁寻求解决办法；何丙郁的顾虑与君子风范；1978年初何丙郁提前交上“火药篇”初稿，李约瑟极为满意；1981年初李约瑟联系英国皇家军械所进行模拟实验；李约瑟自豪地宣称科技史学者会令一般的历史学家羡慕，“因为我们有机会去重复那些古人们做过的事情”；在何丙郁初稿基础上增补大量内容后，《火药的史诗》作为第五卷第7分册于1986年出版，合作者署名依次为何丙郁、鲁桂珍、王铃。
“大树——一项事业的建立”：从合作者到独立署名，钱存训的《造纸与印刷》（第五卷第1分册）和白馥兰的《农业》（第六卷第2分册）；CUP做了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首任馆长菲利帕·霍金是后来鼎鼎显赫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妹妹；1968年伯比奇发起，在英国注册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希林劳关注SCC并给予重要支持；1977年在美国建立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得到多家跨国公司与非营利基金会的资助；1979年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香港分部，两年后独立登记为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毛文奇、李励生等人的贡献；新加坡银行家与李氏基金会的资助；李约瑟研究所（简称NRI）从宣告建立到新址落成，如今已成为西方最重要的中国与东亚科学史研究中心；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中文译本；义工所长何丙郁；古克礼、梅建军先后继任所长，为SCC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前港督遗孀尤德夫人、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前院长劳埃德爵士等名人先后出任信托会主席，古克礼被聘为SCC总编辑；李约瑟的晚年和他的未竟事业；菩提树下的三块蓝碑；2004年SCC第七卷第2分册《结论与反思》出版，距首卷问世整整50年。
在题为“无尽的梦想”的最后一章，作者回顾了贯穿整个SCC计划的“李约瑟问题”，从出版史的视角反思这一问题在比较文明史与“知识生产”上的意义，总结了这部“大器晚成”的文化巨著在信息化时代来临时对今人的启示。
1990年4月何丙郁正式接任李约瑟的职位，从此当了12年无薪所长。
李约瑟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梅建军为此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主要评论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只引述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两位作者收录了许多第一手档案的图片并给出必要的中英释文，为本书的学术性和史料的丰富与可靠奠定了坚实基础。
信息化的高新技术与人类学习方式的飞跃进步已经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有朝一日人们对一套大书诞生的过程，可能会像今天的多数知识人对唐代雕版佛经或古登堡印刷《圣经》一样，既有浓厚的历史兴趣又语焉不详。就此意义而言，《大器晚成》诚为人类出版印刷史领域的一部杰作。本书不但忠实记录了SCC成书的经过，也涉及与SCC计划共生的NRI的发展历程，为那些愿意深入了解李约瑟及其事业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必将引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出版史领域专家的关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约瑟及其工作的人阅读。我最后的建议是，应该尽快翻译出版英文版，以便更多的西方读者能同我们一道，回顾SCC这棵大树是怎样长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