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最可能处在它寿命的中间阶段，人类这个物种也不例外。对于那些在自的研究中寻找目标的青年科学家，我建议他们参与一项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研究，比如减缓气候变化，加速疫苗研发，满足我们对能源或食物的需求，在太空中建长期基地，或者寻找外星文明的技术遗迹。广义地说，社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科学家也应该通过关注公众利益来回报社会。
最重要的社会挑战是延长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
在最近一次面向哈佛校友的演讲中，有人问我觉得人类科技文明还会存续多久。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戈特认为我们通常会发现自处于人生的中间阶段，而我的回答就基于这个事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概率比是成人的概率要小几万倍。同样，如果刚刚起步的技术时代还要持续数百万年，那么仅仅一个世纪之后人类就灭亡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况更像是，我们正在见证人类技术的成年期，人类可能再存在几个世纪，但不会太长。
公开这个统计结论后，我意识了到这个预测有多么可怕。但是，这样的命运真的无法避免吗？
其实这背后藏有一线希望。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能够提前几个世纪为自己后代的生活进行规划，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境况。与气候变化和战争有关的技术灾难会给人类带来威胁，但明智的公共政策可以减小这些风险。目前尚不清楚，我们的决策者是否会对未来的挑战作出回应，使我们免受上述统计结论的影响。人类不善于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治就是一个例证。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宿命论的观点。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理论假定我们都由基本粒子组成，且不含其他成分。又因为所有的粒子及其相互作用都要遵循物理定律，所以作为这样的复合系统，本质上我们并不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意志”仅仅包含了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放在个人尺度上看时会相当大，但放在大批样本里就会趋于平均。
个人层面上，人类及其复杂的互动能让我们摆脱可预测性，但或许，人类过去对整体人类文明命运的塑造依旧没有逃过统计学的摆布。
想要预测我们的科技文明还剩多少时间，可以调查一些与我们相似文明的统计信息，了解它们的始末。这些文明诞生于我们之前，并且被类似的物理定律约束。大多数恒星先于太阳数十亿年形成，可能在它们的宜居行星上已经有了科技文明，只不过这些文明现在已经消亡了。如果我们有关于文明寿命的历史数据，就可以计算出我们的文明在不同时期生存的可能性。这种方类似根据大量同类原子的行为记录来校准放射性原子衰变的可能性。
原则上，我们可以通过太空考古和在天空中搜寻已经消亡科技文明的遗迹来收集相关数据。这提供了一种设想，即人类文明的命运取决于物理约束。然而一旦面对存活概率分布的问题，人的意志就可能会选择无视所有的可能性，表现得像一个统计上的异常值。例如，如果一些人选择离开地球，人类文明延续的机会就会提高。目前，所有的鸡蛋都还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探索太空可以保护我们的文明不因地球的毁灭而终结。
虽然目前地球是一个舒适的家园，但我们最终将被迫搬迁，因为太阳会在10亿年内把地球表面所有的液态水都烧光。在其他世界建立多个人类社区，就像古腾堡在1455年左右印刷《圣经》，从而避免因一场灾难丢失珍贵的内容。当然，即使是从地球到火星的短途旅行，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些危害可以来自宇宙线、高能太阳粒子、紫外线辐射、缺乏可呼吸的大气层和低重力环境。
克服在火星定居的困难，也将提高我们根据自身经验识别宜居行星的能力。
尽管有这样的设想，但要知道，地球上的挑战很可能会阻止人类以更大胆的目光看待太空旅行。有些人可能觉得地球上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太空事业并不能满足我们在地球上最迫切的需求，所以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这个上面?”在接受这个前提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长远来看，严格专注于世俗的目标，并不能在环境不断变化时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必要技能。
人们可能会把目光局限在暂时性的问题上。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困扰最终都会变得无关紧要，比如汽车发明之前的“我们如何去除城市街道上不断增加的马粪”或手机发明之前的“如何建一个巨大的固定电话线路网”。
诚然，关注局部问题刻不容缓，但我们也需要灵感来让我们以更宏大的尺度看待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视野。固步自封会使我们陷入冲突，因为它放大了分歧和资源有限的问题。
更广阔的视野有利于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没有比科学更适合这种观点的了，科学是一种可以延长人类寿命的“无穷项和游戏”。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仰望星空，因为这样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灵感，而不像统计学预测那样把更多人推向宿命论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