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有超过6700多种语言，遗憾的是，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在消失。语言的分歧会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交互会变得越来越便捷。但是我们对故乡的记忆、对乡音的亲近感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些和时代的发展并不矛盾。
大家好，我叫王莉宁，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科研人员，也是一名语言保护者。可能大家听过环境保护、生物保护、文物保护，那么语言保护是做什么的呢？让我们先听一段声音。大家刚才听到的这段声音，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大概超过100种。有人说，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是一样的，但这样的推论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
我是广西南宁人，在南宁话里，妈妈叫做“阿妈”“妈妈”；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偷偷叫她“老乸”。可是今天，我的孩子却只会把我叫成妈妈、妈咪或是老妈。因为我离开了南宁，来到北京学习、工作、生活，现在我几乎不会再说南宁话了，自然也不会教一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孩子说南宁话。
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方言的使用人口也在逐渐地减少，很多方言目前正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局面。我有一位闺蜜，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告诉我：现在她在上海，除了跟长辈以外，也不太说上海话。同时，她的女儿也不说上海话了。
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全球超过6700种语言中，40%的语言目前濒危灭绝，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在消失。因此，语言保护就是在与时间角力。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语言不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嘛？就好比交通工具，从步行、马车、自行车、摩托车到后来有了汽车、火车、动车、飞机，工具的更新迭代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那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语言呢？首先，方音是我们的地方的声音身份证。
当河南人说“中”，代表着他对你特别满意；当西安人说“我要请你咥饭”，就说明了他想请你吃一碗热腾腾的Biangbiang面；当四川人感到“巴巴适适”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对他提所有的要求；如果上海人跟你说“老灵呃”，那是夸你特别美丽或相当给力；假如广东人跟你说“饮咗茶未”——你千万别当真，他没想请你喝茶，就是想跟你寒喧两句而已。如果听到东北人说“矮呀马呀”，就证明他的情绪真的到了。
小时候我学过一个成语，叫“蚍蜉撼树”。我的老师告诉我，蚍蜉是一种大蚂蚁，我就想：它大概是一种胆子很大的蚂蚁吧！但当我来到雄安新区调查方言后，我才发现在雄安的方言里，蚂蚁就叫做“蚍蜉”。原来，“蚍蜉撼树”的“蚍蜉”就活在距离北京一百公里以外的雄安新区啊！
我们在古诗词里读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渠”，就是他的意思。在南宁话里，我们就还把“他”叫做“渠”。像南宁话这样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南比比皆是。“伊昔红颜美少年”，在福建和台湾的闽南话里，“他”就叫做“伊”，这也显示出海峡两岸一衣带水、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前几年有朋友到日本旅游，在日本的寺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东司”。“东司”是什么？这可是每家每户都会有的、每天要在那儿解决大事和小事的地方。如果你问到浙江金华人、安徽黄山人、广东潮州人，他们就会大声告诉你：“东司”就是咱们家里的厕所。日本的典籍里还保留着大量用“东司”指代禅林厕所的记录，这显示出我们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非常的长远。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人们会说，在英语、法语等语言里把茶叫做“Tea”或者“Thé”，这是从汉语带过去的。那么我说，这样的结论只对了一半。准确地说，“Tea”这样的音是从汉语的闽南话里借过去的。今天在厦门话、泉州话里，我们仍然把茶称之为“dí”，在福州话里我们把茶叫做“dà”。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茶的闽南读音走遍了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有80种语言都把茶叫做“Tea”或者“Thé”。
前两天打完疫苗回家，我就跟孩子抱怨说手真疼。我的孩子就很好奇，问我：妈妈，针不是打在你的胳膊上了嘛？手怎么会疼呢？我突然一下明白了：一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孩子，是无法理解我们南方人手舞足蹈的快乐的。
在南宁话里，“手”和“脚”指我们的上肢和下肢。我把南宁话这样的方言放到地图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画面——中国纷繁复杂的方言竟然以长江为界，分成了两种类型：在长江以南的方言中，“手”和“脚”指的是我们的上肢和下肢；而长江以北的方言，比如在北京话中，“手”和“脚”就已经变成巴掌和脚丫子了。
总听人说，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必须要躺在床上，床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家具。
我们把汉语里将床称之为“炕”的方言放在地图上，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原来“炕”的分布跟今天中国供暖区的分布是大体一致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不管是美食还是语言，舌头都是我们体验和表达的载体。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南宁话里，舌头要说成“利钱”。为什么呢？因为舌头的“舌”跟表示折损和亏本意思的“折”是同音字，我当然不能吃一口就亏一口了！所以把“利钱”作为舌头的别称。
这样的现象在我国的两广地区和港澳地区非常常见。
北方的朋友当然也不愿意吃亏，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非常地巧妙。在北方地区，会把猪舌头叫做“口条”，大概是舌头的形状吧。然而我们在长江流域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方言把猪舌头叫“赚头”，不能亏本，我还要赚呢！那么还有一些方言，就把舌头叫做“猪门枪”，似乎也是指舌头的形状。
我到长沙出差，长沙的朋友说：我请你吃饭，饭桌上必须要有一个我们长沙人的心头好，叫做“猫鱼”。大概是说我们长沙人对豆腐乳的喜爱就像小猫爱着鱼。其实，“猫鱼”就是“猫乳”。长沙话里“鱼”和“乳”是同音字，而腐乳的“腐”跟老虎的“虎”是同音字。过去老长沙人非常地害怕老虎，既然我在体格上斗不过你，只好在语言上蔑视你，因此就把“腐乳”改成了“猫鱼”。
还有人问我：你们做语言保护，这跟普通话是不是矛盾、对立的呀？事实上，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它虽然高于方言，但也是从方言发展来的。普通话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系统。相反，它积极地从不同方言里吸收养料，让自己变得更为鲜活和灵动。
比如说，普通话从吴方言里吸收了“尴尬”，从西南方言里吸收了“晓得”“搞啥子名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从粤方言进入到普通话的词汇就太多了，比如“搞定”“买单”“打工”“搞笑”“老公”“老婆”……这样的词都是通过粤语进入了普通话，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交际语。
同时，普通话有时候也“不太听话”，并不是所有的普通话词汇都来自于北方。“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在北方地区，其实一般会把太阳叫做“日头”“老爷儿”或者“日头老爷儿”。那么“太阳”的说法来自哪儿呢？从地图上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沿着长江分布，同时从江苏南京一直向北延伸。这提示我们，“太阳”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说的词汇极有可能是通过江淮地区、顺着大运河进入到北方，进入到普通话的。
所以语保保护的是什么？其实保护的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我们经常把方言叫做“土话”或者是“土语”。曾几何时，我也觉得南宁话太土了，甚至觉得自己的口音带着南宁腔，而感到非常地自卑。我特别羡慕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人，就像我们的主持人老师那样。
但是当我学习语言学以后，我发现南宁话其实一点儿也不土，我们会把“给”叫做“畀”，把“看”叫做“睇”，而这两个用法在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辞典《尔雅·释诂》里面就有记录。我们把“天街小雨润如酥”中的“毛毛雨”叫做“溦溦雨”。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溦”可能就是猫咪的“咪”吧。后来学习了语言学，我才知道原来在《说文解字》里，古人早就把“溦”字写的一清二楚，就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微笑的“微”的右边，表示小雨的意思。
所以为南宁话带上了这样的一个滤镜以后，我特别骄傲，我觉得会一种方言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
当我成了一个语言学研究者，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调查不同的语言、方言。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也时常会被语言精妙的结构和神奇的组合方式折服。我曾经到云南的独龙江调查过独龙语。在中国，独龙语的使用人口大概不到7000人，同时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语言。
在这样一个非常小众的语言里，它的动词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态搭配时，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语言是要“听”的，在独龙语里，如果是他在听，则说为“dà”（大）；我在听，就是“dāng”（当）；我听到了，那就是“dáng’e”（当了）；那如果是他听到的，就太厉害了，是“duó’e”（夺儿）和“duó’di”（夺嫡）。而这样的语言，亲爱的朋友们，它竟然是汉语的亲属语言。
现在国家对语言保护工作也非常地重视。从2015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就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计划在五年时间里，对全国的语言方言开展调查、记录、保存和保护工作。我和我的同行在不停地和时间赛跑，希望在语言消失之前保存记录下它的踪迹。
那么朋友们会问我，你是怎么保存语言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从两个令我非常尴尬、直接“社死”的问题开始说吧。自从我学了语言学以后，朋友还有家里的亲戚总问我：这个语言学家是不是就是会说很多语言的人哪？或者有人问我：王老师，你能听懂全国各地的方言吧？答案是：呵呵，真没有。
事实上，我现在只能说带着南宁腔的普通话，或者早已被普通话渗透了的南宁白话。
朋友们可能会问我：你一不会说，二不会听，那你怎么调查记录语言呢？事实上，我们国家历来就是一个语言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我们对语言调查记录的传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在两千多年前，西汉的扬雄把像我们这样的人称之为“輶轩使者”，就是架着小车到四处采风，把当地的一些词、句或者民歌记录回来的人。我们今天做的语言调查，其实跟两千多年前的这个模式大体相同。
不过我们比扬雄幸运，在他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会用录音机、摄像机包括国际音标等手段去记录语言。可以说，语言的调查记录在中国是有文脉的、是有传承的。
那么在采风、现在一般叫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跋山涉水、语言不通、文化隔阂、蚊叮虫咬这些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在各种困难里面，最难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发音人。前几年，我带着学生到浙江西南部一个说客家话的村子里做调查。当地的常住人口只有不到20个人，我们经常要拜托各种各样的关系发动海选，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然后慢慢地跟别人解释我们做语言保护的意义，可能有时候还是找不到一个发音人。
我也经常被别人当成骗子，觉得我像搞传销的、卖保险的、卖理财产品的。当我非常虔诚地掏出我的名片或者工作证说，我是北京语言大学一名老师的时候，对方更是坐实了我“骗子”的身份。中国怎么能有一个大学专门搞语言哪（笑）！所以我时常感慨：找到一个靠谱的发音人，可比找到一个对象难得多得多。
那么我们理想的发音人是什么样的呢？一言以蔽之，他叫“方言老男”，是一位能说地道方言的老年男性。说他老吧？年龄大概也就在55到70岁之间，这样就能保证他在从小学说话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多外来文化的干扰。我们希望他的文化水平大概在小学到中学之间，这样能避免他过分地受到读书音的干扰。我们希望他是一位男性，各位女士，这当然不是性别歧视，而是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女性往往是从外地嫁过来的。
那么同理，我们也会去寻找“老女”“青女”“青男”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些老青对比里，明显地感受到了语言在变化。我在深圳调查的时候，“老男”告诉我，他们把水泥叫做“红毛泥”。因为水泥是一种外来的物品，他们觉得外国人的形象大概就是头发是红色的，所以称之为红毛泥。但是在青年的发音人里，我们就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
要做一位靠谱的发音人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苦差事。他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集中用他的方言反复地为我们示范上万个字、词、句、语篇的发音。有时候为了让我们的记录更加准确，发音人有时要连着说十几遍、二十遍同一个字，不胜其烦。
我们在河北安新调查的时候，我们的“老男”发音人臧老师在码头上还有别的工作。为了兼顾他的工作，我们就只好在码头旁边搭了一个简易小棚。各位，三伏天啊！记了一会儿全身就湿透了。然后我们就到棚子外吹一会儿白洋淀吹来的风，身体干了一点以后，回去又继续记录。臧老师告诉我们，尽管这样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他愿意配合我们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老一辈的语言应该记录保存下去，至少不能在他这儿就断了根。
在语保路上，我有一位出名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汪涵。他告诉我，他曾经把几位八九十岁的湖南老人请到录音棚里，请这些老人用方言吟诵古典诗词。工作完成后，有个老人家流泪了。他说他在吟诵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私塾里的先生，想起了他的同学，这些人已经走了。几十年来，没有人愿意听他用方言来吟诵，而这样的愿望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实现了。
经过五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各地区各语种的语言资源库。同时，它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在此，我向各位朋友发出邀请，请大家登录我们的平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看一看上面是否已经有了你的家乡话？或者我们对方音的采集和记录，是否符合你对家乡的印象？同时也特别期待各位能够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在平台上留下你的声音。
现在语言保存的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了，但是语言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好比做动物保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将动物的标本放到博物馆里，我们希望动物能够重新回到大自然，在大自然里自由地奔跑，一直不停地繁衍下去。我们对语言保护的心愿是相同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了解方言、使用方言、热爱方言，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方言才能活下去。
每年的2月21号是国际母语日，在这一天，我会给我的学生留一份非常特殊的作业，请他们用方言对自己说一句话。可以是一段流水账，可以是对当下的感悟，也可以是对未来的期许，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自己无法言说的表白。希望大家生活巴巴适适，学习巴巴适适，工作巴巴适适，做啥子事情都巴巴适适，顺顺当当。当方言的表达从作业变成了习惯，我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了方言的传承者，成为了年轻一代的语保人。
我们关注到，现在有一些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尝试用方言创造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其实目前很多影视作品都有方言版，而且在年轻人中也很是出圈。比如《让子弹飞》的四川话版，《山海情》的西北方言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尝试。语言的分歧会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交互会变得越来越便捷。但是我们对故乡的记忆、对乡音的亲近感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些和时代的发展并不矛盾。
相反，它为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了多元、生动和创意。而我目前努力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留下这一份独特的魅力。哪怕我需要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哪怕我需要深入原始森林里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哪怕我竭尽所能，也只是把这些声音的碎片汇聚起来，请你来听一听，我觉得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