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21072项，经费628250万元，平均资助率达17.29%，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资助学科领域最广的项目类型之一。今年适逢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设立35周年，《中国科学报》将围绕获得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科学家开展系列专访。孙昌璞1993年，孙昌璞（前）指导学生王晓光（现浙江大学教授）。受访者供图1988年，孙昌璞刚刚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做讲师。
在这里，他申请了人生中第一个国家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这个基金项目类型像他一样年轻，此时才刚刚走入第二个年头。第一次申请基金，孙昌璞对经费的数额和使用方式没什么概念，只申请了5000元，觉得出差够用就行。还是当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唐林和岳忠厚两位老师觉得他题目不错，主动把经费增加到了8000元。
项目快结束时，由于研究做得好，根据当时的规定，额外奖励他4000元经费用于基础研究。今天的孙昌璞早已成长为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过去30多年间，他与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很早就开始担任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直到今天还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委员和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组长，并且负责和主持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物理学科的“十三五”和“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制定。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北师范大学，科研氛围还没有后来那么浓厚。年轻的孙昌璞内心扑腾着一簇科研热情的火苗，却又仿佛行走在一个没有坐标系的空白空间里。我想做的方向有用吗？重要吗？我是做科研的那块料吗？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能给他确切的答案。他花了很多时间，仔细阅读了领域内几乎所有文献，聚焦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去请教几位前辈，结果常常被泼一瓢凉水——“这个没什么意思”或者“人家都做得差不多了”。
在这样的孤独和滞塞中，申请青年基金的获批，仿佛一阵入室的清风，让这个年轻人的心突然活泛了起来。“对我来说，申请到这个基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同行和前辈对我的认可。”孙昌璞说，“也正是这份认可，坚定了我不迷信个别权威、挑战保守观念、敢于原始创新的决心。”孙昌璞青年基金项目的题目叫作《Berry相因子与诱导规范结构》。当时，这是一个比较超前的领域，他也是完全立足国内、最早开展相关工作的学者之一。
没过多久，这个领域就在国内物理学界“火”了起来，“铺天盖地的人都在做”。在青年基金的支持下，孙昌璞前前后后在国外主流期刊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其中早期一篇关于“人工规范场（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的文章刚发表时在学术界的反响并不强烈，随着十多年来冷原子实验的快速发展，这项工作开始在实验和理论上被不断引用。孙昌璞打开自己的电脑，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这篇论文的被引趋势图。
柱状图清晰显示，这篇发表于1990年的文章，在20年后的2010年才迎来了被引用的高峰，并持续至今。孙昌璞于200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科研成果，也源于这项工作及其后来的发展。“回头再看，我刚刚开展青年基金项目的研究时，各方面还很青涩，但也有幸做出了几项留得下的工作。”孙昌璞说。
之后很多年里，孙昌璞先后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专项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直到今天负责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几乎所有阶段的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都拿了一遍。”他笑道，“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雪中送炭’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他起步最艰难的时期，身后这一点小小的推力帮助他快速奔跑起来。有趣的是，这笔青年基金并不仅仅影响了孙昌璞一个人。
在东北师范大学，孙昌璞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年轻的同事们更是备受鼓舞。一时间，东北师范大学的理论物理学科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孙昌璞和另外3名同龄人因为科研工作做得不错，被誉为“四小龙”。孙昌璞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六七十元，相比之下，青年基金前后发放的1万多元钱不啻于一笔巨款。
与那些需要购置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的学科不同，理论物理学主要是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孙昌璞就用这些钱购买了大量书籍，并且安排了各种国内外访问活动。在一次又一次跨地域跨领域交流中，他的学术视野得到空前拓展。青年基金为他打开的窗口，还不止于此。“在那个年代，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拨款，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孙昌璞回忆道。
那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年代，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多数是科学家出身，打起交道来有一份天然的亲切。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最年轻的项目评审专家之一，孙昌璞参加基金评审时曾经和大数学家谷超豪先生住在一个房间；在多次会议上，年少不知世故的他就事不就人，和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就项目的学术看法进行争论。这些功成名就的先生们，都挺喜欢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争论完了，还拉着他一起喝酒去。
这种民主、自由、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是孙昌璞最珍贵的记忆之一。“相伴相长、鱼水交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朋友们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谈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孙昌璞的语调里饱含着情感。在孙昌璞年轻的那个时代，青年基金几乎是他们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唯一的经费支持渠道。而今天，年轻人的选择似乎丰富得多。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科学基金与时俱进，不断作出调整和变化，但如何保持淳朴初心呢？“我想，既要与时俱进，也要保持初心。”孙昌璞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基础研究和人才成长的关键平台。”他说，“在这里，你可以自主选择科研的方向和题目、自由地挑战权威和科学难题。在宽松、开放的学术平台上，在一个个具体的科研实践中，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体会到了‘有一说一’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
”在他看来，无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改革，这些都是不应改变也不能改变的初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对的永恒问题是：随着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原创性产出是不是也增加了？基础研究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答好这张答卷，就要“恒中求变”，构建新时代的科学基金体系。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围绕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和提升科学问题凝练水平两个重点，持续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作为长期坚持在一线开展科研工作的学者，孙昌璞对“科研范式变革”的理解是十分具象的。“我从事的理论物理研究，本来就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东西，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交叉性的特征。”作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他一直在探索面向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模式，“工程物理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交叉，往往一个研究就汇聚至少近百个学科方向。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工程技术创新研究的过程中，急需深刻的‘科研范式变革’”。
在孙昌璞看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永远是基础研究最好的支持方式。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科研范式，不应仅面向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当经费充裕的时候，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应当支持一部分需求导向、需要长期攻坚克难的长线基础研究。这是形势需要，也是国家使命。”他说。在一次次会议上，孙昌璞最常讲起的案例就是强激光发展的故事。二战前后，雷达的大发展催生了从微波激射器到激光的革命性发现。
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物理学家热拉尔·穆鲁意识到雷达啁啾信号放大技术对强激光需求研究可能有用。他找到组里一名女博士生唐娜·斯特里克兰，花了一周时间就开发出用在激光方面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这一发明为人类创造出最短也最强的激光脉冲铺平了道路，这对师生由此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没有雷达的具体需求，谁又能想到去发明激光和发展强激光技术呢？
”因此，孙昌璞总是强调，一定不能低估由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创新。应当在“科研范式改革”中，充分体现对这类研究的支持。“特别对青年基金来说，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人为国家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在强调自由探索和创新的同时，也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创造更多样化的可能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