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数据表明，世界粮食体系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以上，其中甲烷约占粮食体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5%，主要源自畜牧业和水稻种植。面向“双碳”目标，我们该如何用好舌尖上的“减碳”密码？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我国动物源食品消费量的快速增加，给“双碳”目标带来一定挑战；吃得好不如吃得“妙”，吃对了也能节能减排，助力实现舌尖上的“双碳”目标。近日，这一成果发表在《创新》（The Innovation）上。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主要国家陆续公布了本国的“减碳”承诺及行动路线规划。“减碳”责任具体该如何划分，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动物源食品领域，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人膳食消费依赖“大鱼大肉”，动物源食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减碳”责任。“这实属无中生有。”参与此研究的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谭支良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人的动物源食品消费习惯以猪肉为主，而欧美等发达国家以牛肉和牛奶为主。和牛羊产业相比，生猪产业并不是一个碳排放很高的产业，国际上这种对中国动物食品消费结构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没有科学依据。
目前，每年全球食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1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57%来自于动物源食品。动物通过打嗝、放屁排放大量甲烷，其中每千克猪肉的碳排放强度仅为5.8千克二氧化碳当量，但每千克牛肉和羊肉的碳排放强度高达39.7~44.3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全球168个国家的动物源食品消费量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动物源食品消费量处于国际中间水平（75/168）；中国人均较低的动物源食品消费量和以猪肉为主的消费习惯，使得人均动物源食品碳排放量处于全球较低水平（145/168），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仍属于“健康低碳”型。“可以说，国人以猪肉为主的消费习惯对我国人均动物源食品碳排放强度处于较低水平的贡献很大，因为生猪碳排放强度远低于反刍动物。
”论文通讯作者、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王敏说。王敏表示，如果中国居民的动物源食品消费模式按照卫计委发布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畜禽肉40~75克、水产品40~75克、蛋类40~50克、奶及奶制品300克），2050年中国动物源食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可降低至2.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仅为基准情景预测结果的53%。“不好的饮食习惯既不利于健康，也会给环境带来很大负担，民众要逐步认识到‘吃得妙’的意义。
我们不是彻底改变吃肉习惯，而是不断优化它，比如多摄入奶制品等。”王敏表示。
谭支良建议，一是做好前瞻性布局，提前着手解决一些畜牧业“减碳”技术难题和挑战；二是从宏观上摸清畜牧业整体的碳排放格局和变化趋势，及时在国家政策层面作出调整；三是把畜牧业放在整个大农业生态系统中考量，明晰畜牧业为应对气候变化须做出哪些结构性调整和布局。
谭支良表示，动物源食品消费模式的最佳状态和理想目标就是“健康低碳”型，未来核心的问题是用好我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统一行动，在减少动物饲养量的前提下提高其生产性能，通过优化市场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打通农业产业“孤岛”，使相关产业链条更好地融合。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认为，畜牧养殖业的未来方向是种养结合，应鼓励各地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探索多种类型的绿色种养和粪污循环利用模式，促进养殖业全链条早日实现气候中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印遇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畜牧养殖业实现气候中性，要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通过畜禽育种、疫病防控、养殖环境改善、智能化管理等方式提高畜禽繁殖效率和生产性能，是最有效的减排措施。
以奶牛为例，近20年来，由于我国奶牛饲养水平不断提高，奶牛生产性能大幅度提升，牛奶的碳排放强度下降了41.8%左右。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红敏建议，对集约化、规模化养殖场的废弃物进行减排处理以及资源再利用。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罗琳表示，未来政府部门和相关科研团队有必要构建基于有价元素平衡的有机废物高价值链综合利用模式，为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模式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