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1月底，伦敦街头阴冷潮湿，然而寒冷的天气却挡不住人们谈论的热情，甚至还不时爆发面红耳赤的争吵。大家谈论的焦点是刚刚出版的一本叫《物种起源》的书——首版的1250册当天就被抢购一空。至于这本书的作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大家也不陌生。去年夏天，这个人还和另一个名叫华莱士的学者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许，当时的达尔文和《物种起源》在人们心里，只不过是多姿多彩的维多利亚时代里的一朵小小浪花，没有人会想到这朵浪花会如亚马孙雨林那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影响整个世界。
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成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并且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经历了新拉马克主义、突变论、中性学说、间断平衡理论等冲击之后，生命力愈发顽强，由达尔文主义逐步演化为新达尔文主义，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广义进化论”的一部分而已。即使是这样，“达尔文进化论”也不能等同于“狭义进化论”，前者仍然只是后者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新书《王立铭进化论讲义》中才会开宗明义地将其讲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的概念辨析：进化论已经从达尔文个人的天才推想，变成了一门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大量实验证据支持的现代科学理论，如果仅仅把它视为一种科学理论，视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那就太低估进化论的价值和影响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好地理解和讲述进化论，必须先要解决方法论的问题。
所以准确地说，本书更像是一本同步介绍这种方法论的课本，全书也因此显示出一种层层递进的理性美。
王立铭先是建立起进化论的“公理体系”，然后讲述“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面貌和重要的、概念性的节点。在这个部分，王立铭事实上已经在讲述“狭义进化论”这个概念了。进而，王立铭开始讨论进化思想在生物世界之外的影响和价值，特别是它如何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类思想以及在人类其他学科领域延伸，这便将“狭义进化论”的讲述最终引向了对“广义进化论”的思考。
当年的达尔文用“进化论”“共同祖先学说”“自然选择学说”和“渐变论”支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些先建立“公理体系”的味道，就像数学大厦的根基在于最基本的几条公理一样。只不过达尔文的这个“公理体系”在当时带有预言家的味道。
如果将“达尔文进化论”的“公理体系”进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理论简化为这样一段内容：达尔文认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而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适应性进化是生物进化的核心现象，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它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
如果我们将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化论视为“狭义进化论”，那么“达尔文进化论”和“狭义进化论”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不仅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而且还在被不断地修订。15世纪到18世纪，机械论自然观的思想就已经逐渐兴起并在19世纪得到蓬勃发展。1809年，拉马克在他的著作《动物哲学》中就已经提出物种转变理论，创立了进化式自然分类法，建立了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生物进化论学说。
法国生物学家布丰则大胆提出了地球起源和生命进化过程的设想，认为地球是从太阳中分离和演化出来的，生命首先产生在海洋里，以后才发展到陆地上，物种在环境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一些相近的物种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
与之相对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自身局限，也经历了不断的修正，并逐渐演变为“狭义进化论”。第一次大修订发生在19世纪末，魏斯曼将其修正为“新达尔文主义”。
他消除了“达尔文进化论”中除了“自然选择”以外的庞大内容，如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说”、布丰的“环境直接作用说”，而直接把“自然选择”强调为进化的主因素，把“自然选择”原理强调为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到了第二次大修订时，孟德尔、摩尔根对遗传学的研究，则使“粒子遗传”理论替代了“融合遗传”的传统观念，用“适应度”的新概念替代了达尔文原先的“生有斗争，适者生存”的概念。
第三次大修订到今天依然在进行，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两大领域开始发力，科学家试图论证大进化过程并非“匀速”“渐变”，而是“快速进化”与“进化停滞”相间的。
无疑，“达尔文进化论”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堪称科学的天启。在达尔文之前，“神创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启蒙运动虽然如火如荼，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噤若寒蝉。
此外，“达尔文进化论”还动摇了神学之外的人类传统伦理学大厦，即把人类从“万物灵长”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让维多利亚时代自认无所不能的人们去承认与鸟兽有兄弟姐妹般的亲属关系。达尔文打破的是千百年来人类根深蒂固的物种线性等级观念，让人们意识到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本身都是有价值的，都应该受到尊重。
“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奠定了现代伦理学的观念基础，而且为当代生态文明的伦理发展打开了一扇光明的窗。这种伴生的价值取向和理念革命，也最终将“狭义进化论”自身进化为了“广义进化论”。
“狭义进化论”中的变异与继承、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观点和规律被许多学者接受，他们将这种思想和观点推广到社会学系统、经济学系统、管理学系统、文化系统、哲学系统等方面。
他们对这些学科和体系进行了进化论角度的重新审视和研究，最终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进化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广义进化论”或“广义达尔文主义”。这也正是王立铭在书中所说的“在生物学之外的领域，进化论的影响更为广阔和深远，它把人类从众神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人类掌握了探索、改造、前进、反思的主动性，成为现代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一般将当代复杂系统思想概括为三组基本概念，其中“进化与自组织”的进化思想主要来源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即“广义进化论”的一部分。本书最后部分非常精彩，特别是讲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何一定是错的”，基本已经从普通的科普上升到了价值引领的高度，也就是从“教书”升华到了“育人”和“传道”的层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以理性和平等作为“公理体系”最重要基石的进化论，最终也难逃被别有用心的个体和组织“念歪经”的命运。“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很有煽动性的字眼和概念，往往会被这些人从其原有语境中剥离，然后直接冠以“进化论思想”进行滥用。
比如经常能在网上看到的“你穷就是因为你懒”“某某成功，肯定是因为他比常人付出了更多努力，他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应得的”“某一群体现状糟糕，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改变现状的结果”等等。这要引起我们的思索和警惕。全人类都应该始终谨慎对待“广义进化论”——要永远警惕它激情澎湃、光芒闪耀背后那暗藏的刀锋。就像作家刘慈欣所说的，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是为了“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