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31岁，距离第一次去精神科就诊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吃过药、做过心理咨询，可直到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得到正确的诊断。
在幼儿园，老师常反复讲相似的知识，我觉得学习起来很容易。除了会每天在别的小朋友午睡时一个人到处乱跑以外，我很听话，经常得小红花，还被评为“五好儿童”。那张奖状一直在我家，挂了很多年。
进入小学后，我第一次考试却差点不及格。人生中第一次，妈妈因为学习骂了我。后来，我开始有意地在课上认真听讲，但思绪却总是因为窗外的鸟叫声、看起来有趣的文具盒、脑海中自动播放的小剧场“飞走”，需要我在注意到时把它拉回课堂。也是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上课时同学惹自己生气了，我就会拿起铁质文具盒猛地敲一下同学的头，导致同学在课堂上大哭。我的人际关系因此变得糟糕，总是被同学排挤。
老师觉得我很聪明，但是不爱学习，便找我的父母谈了话，希望他们加强管教。父母开始观察我晚上写作业的情形，发现我总是发呆或者玩橡皮和笔，拖拖拉拉无法完成只有一页纸的作业。对此，父母选择了打骂教育，最终在我频繁的哭泣和尿失禁中放弃了对我的管教。
班主任在一次上课时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一节课45分钟吗？因为人的注意力一次只能集中这么久。”我听到后大为震惊，原来别的小朋友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竟然比我长那么多。
我的注意力一次只能集中3分钟左右，在这几分钟里，还不断地有画面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虽然随着年龄渐长，我现在可以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面对不感兴趣的任务，但也只能持续十多分钟，而在面对感兴趣的事情时注意力能更久一些。某个周末，姨妈来我家串门。她说我表哥被医生诊断为“抽动症”和“多动症”。当时姨妈以为这些问题长大后就会自愈，又考虑到表哥学习成绩还不错，并没有选择药物干预。
听到了大人的谈话内容，我蹿进客厅，告诉我妈我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很希望她也带我去看医生。但我妈认为这只是借口，我就是又懒又马虎罢了。她常拧着我的耳朵大声呵斥我：“这是什么符号？！你看清楚！”
升初中时，家人放弃了择校，让我就近进入了一所当时社会评价很低的学校就读。他们认为我不是读书的料，不想再为我的学业花更多的钱。入学后我才真正明白一所学校社会评价低的原因：老师授课水平很差，还会当众嘲笑、性骚扰学生。当时班上成绩最好同学，也只能考上很一般的高中。
我的大部分同学也不是为了学习才来学校的。他们组成“帮派”在学校欺凌其他同学，没有朋友的我也是他们针对的对象。他们会在我进教室前关上教室门，会把我的课桌扔到走廊上，会在放学后跟着我回家并一边走一边大声笑……学业一团糟，在学校被排挤，严重厌学的我开始逃课在街上到处闲逛，或者去网吧听歌逃避现实。
某个夏日，客厅的电话响起，姨妈在电话那头悲伤地告诉我妈：正在读高中的表哥跟同学打架，导致对方受了严重的伤。最终，表哥的学籍被保留，但他不能再去学校了。
后来，我通过了艺考进入了高中。高考时我复读了一年，却在填志愿时一时冲动填报失误，导致了本科落榜，最终进入大专就读。结束了曲折的求学生涯，我找到了一份美术设计的工作。工作量不大，我却常常加班到凌晨。从高一开始，我就常常想到死亡，情绪也很低落。工作后的睡眠不足让我的情绪更加糟糕。即使简单的设计工作也非常难完成，这让我感到挫败，对自己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
一次意外受伤后，需要休养数月的我辞去了这份工作。身体康复后，我认为自己可能不适合设计工作，才做得这么艰辛。对未来感到十分迷茫的我尝试了一些短期兼职工作：去快餐店打小时工、做墙绘、摆地摊。朋友听说了我的经历都觉得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我也会笑着说“哈哈，是啊”。但是，我内心中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说：“你什么都做不好。”
某天晚上，我独自在长江大桥上吹着江风，脑海中充斥着“好希望自己消失”的念头。看着护栏上游人们留下的或温暖或阴郁的文字，我失声痛哭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拨打了妈妈的电话。我妈受到了惊吓，第二天就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看到我还在断断续续地流泪。那天我跟她讲了很多未曾吐露过的心声。之后，她决定陪我去看医生。
精神科医生认为我处于焦虑状态，给我开了抗焦虑的药。但是，按医嘱服药后我的状态没有任何好转，因为朋友交给我的那份设计工作看起来已无法按期完成。我感到越来越难以面对朋友，害怕他会对我失望。距离交稿日期只剩三天的那个凌晨，我突然醒来，把医生开的药全都嚼碎了打算咽下去，可是又哭着吐掉了。我不停地用头撞墙，只想要一个答案：“为什么那些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我却总是无法完成。”
“妈，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垃圾，你觉得呢？我什么都做不好。”电话这头我又开始不停地哭泣。这一次，我妈带着情绪崩溃的我叩响了医院心理咨询师的门。经过50分钟的评估，心理咨询师认为我有自杀风险，已不适合做心理咨询，将我转介给门诊精神科医生，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
我住进了封闭式的病房。每天查房时，科室主任会来问：“你的感觉怎么样？情绪呢？”我总是无法回答。实际上，我内心一直充斥着很多混乱的情绪和感受，我无法抓住其中一个描述出来。于是，我只能沉默。在和医护人员的闲聊中，我讲了很多科学冷知识，还帮忙修理了打印机，没过多久就给他们留下了“很聪明”的印象。但在我的感受里，自己只是个什么都没办法做好的、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笨蛋。
最终的诊断是“抑郁状态”，出院后我休养了一段时间，重新投入了工作。后来，我依旧频繁地换工作，过着除了经常感到挫败和“丧”以外大致平稳的日子。一年后我停掉了抗抑郁药，三年后因为经济原因停止了心理咨询。对比治疗前写的日记，我似乎变得更加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几年后，一次上网和陌生人聊天，一个网友突然问我：“你觉得自己是怪人，也许真是呢？既然你从小就不合群，可以了解下有没有某种特质是符合自己的。”带着寻找答案的热情，我上网搜索到“阿斯伯格综合征”，觉得其中描述的特点有点符合我的情况：说话爱用书面语、不合群、表达情绪有困难……我找到了离自己最近的可以诊断成人发育障碍的儿科医生，在外地。
带着满满的期待我请了假，坐上动车出发了。
到了诊室，我把自己的困扰一条条讲给医生听。她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头，突然问道：“你是不是小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做作业拖拖拉拉？”我愣住了，心想：“不会吧，你怎么知道？”“是呀……”我答道。“去做个注意力的检查吧。”医生笑着说。完成了一项项检查后，医生看着我的结果报告单，皱起了眉头。她告诉我，我的注意力还是存在问题的，可以通过药物改善。但因为我已经成年，社交方面的问题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拿到确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疑似社交沟通障碍（SCD）的诊断后，我决定先回家多做了解再决定是否药物治疗。ADHD就是大家俗称的多动症。在做了一番了解之后，我发现自己学业、事业、社交各方面的长期受挫，都跟它脱不了干系。我的注意力缺陷随着年龄增长有减弱，但没有消失，小时候困扰我的冲动性也没消失。因为冲动消费，我常常捉襟见肘；因为冲动发言，常惹得身边人不高兴；因为冲动进食，体重已经偏重。
而我因为和它一直共存着，已经认为这样就是我正常的状态了。
学业已经来不及拯救了，事业和社交还可以拯救一下，我决定接受药物治疗。药物需要长期服用，考虑到疫情期间跨城市的高风险和高成本，我决定先去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咨询药物。运气不错，当班专家正好是儿科的专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咨询“小孩病”被嘲笑的社死画面。
医生很理解我的情况，但是说他们那里没有治疗ADHD的药，要开药只能去妇女儿童医院或者拿处方在网上药店买。网上药店只有一种药，不确定是否适合我，暂时不考虑。在去妇女儿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内心祈祷，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站，我的心真的好累好累了。
向医生呈上病历后，我忐忑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医生紧皱眉头，抛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小时候怎么没来看？”我委屈到简直想当场哭出来，超小声地说：“家人不理解，老师也不了解，现在还能看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稍稍整理了情绪，按要求做了几项血检后，终于拿到了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十多年后，我终于吃上了也许早就该开始服用的药。
在服用治疗注意力缺陷的药物后，我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消费时也理智了一些，这些让我非常开心。但是，我的食欲几乎消失了，还常常感到恶心，有时候会腹痛，心悸、失眠……这些药物副作用成为了新问题。确诊后，我曾短暂地感到过安心，因为至少困扰我的是某种已经被命名的具体疾病。
可是，随着对ADHD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发现它是一种发育障碍、可能会伴随终生后，我又有些绝望——也许要做好与它共生共存的准备了。
随着治疗时间越来越长，产生耐受性后药物效力可能降低，且目前国内可使用的治疗药物也较少，有它的局限性。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能减少ADHD影响的方法。我常常会忘记时间的存在。为了让时间更加具象化，我在家中每个房间的显眼位置都摆放了时钟。
出门时我会戴上腕表，这样可以避免点亮手机屏看时间，因为自己很容易仅仅被手机的亮屏吸引而解锁它，从而忘记原本要做的事。在选择腕表时，我选了太阳能动力型，避免我会因为拖延着不换电池而放弃使用它。
我不再追求按具体时间表做事。比如某些自律狂人休息日早上7点起床，7:10吃早餐，7:30开始工作/学习。
把时间规划得这么细对我来说只有反效果——严重的挫败感会让我陷入自责的情绪漩涡，结果一天甚至连着好几天都在自我否定和低落的情绪中度过，反而什么都没做。因为我有任务切换的困难，现在我只在一天中规划一件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比如周六阅读某本书、周日完成某项写作、周一晚上整理屋子……过去我尝试过阅读一些心理自助书籍，但是帮助很有限，我还是会陷在自己既有的思维模式中。
虽然常常陷入经济危机，可由于内心难以名状的痛苦感，2021年我找到了一位新的心理咨询师，并降低了外出娱乐的消费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生活中能给我正面支持的人太少，能有个耐心听我说话的人非常重要。虽然我依旧在挣扎中度过每一天，可这次挣扎的方向总算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