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中旬，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谷雨的报道显示，青年学者们盼着这个文件，期待环境可以变得更友好。
青年教师王梅梅感到心灰意冷，她发现自己和其他六名学者一起陷入“人工智能”。那是在六年前，她写了篇分析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论文，学术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接着听到现场有一半学者做了同主题的报告，角度很相似，连选的电影也一样。坐在会场，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最近五六年，人工智能是国内文科学术界的热点。我们访问了十几位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其中一半人说起自己学科的热点曾是人工智能。
不同于一般论文追求“提出新问题，论述新思想”，“为追而追”的热点论文拼的是速度，一位老师给其中一种起名“媒体摘编”，指的是全文都靠摘录媒体报道、汇总资料；另一种叫“一次性论文”，是指追事件类的热点，由于内容太表面，一个月后就没有价值了。期刊编辑们对热点最敏感。他们每个月要接收大量投稿，有时也会按热点筛选论文。
如果早入职十年，或者等到十年后当上了副教授，陈冬冬想象自己的选择或许会很不同，但现在正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发不到足够数量的论文，他就会在六年之后、临近35岁的那一年被迫离开这所学校，重新面对就业市场。像陈冬冬这样的青年教师所面临的是这样一项制度：新入职的老师不再有编制，只签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
那次发表大获成功后，陈冬冬转向了热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会有意识地去复制成功。”他没接受过这方面的学术训练，但很快发现这并不重要。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另一位老师这样向我们总结：“打磨文章指的是外观要看起来很专业，细挖里面是空的，其实关系不大的。”陈冬冬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课要补，但不是学术基础，而是“学术词汇”——“就是以学术界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说一件大家本来都明白的问题。”
陈冬冬知道自己的学者使命，他原本也不是为了参与这个游戏才走上学术道路的。他知道一篇好论文的标准，是“要从在历史上始终发挥作用的因素去解释现象”，他关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想把文学如何介入社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个月前，路星没能通过学校的筛选，被迫离开了。这在本就不大的学术圈里迅速成了一个符号：不同院系、甚至不同学校的老师都在和我们的接触中提到了路星，说他是位正派、优秀的学者，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公，并把这看作系统里存在逆向淘汰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