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美国学者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学界纷纷纪念这位对东亚问题有独特见解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傅高义曾两度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韩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1958年，28岁的傅高义第一次到日本东京做学术田野工作，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关注到，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是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和传统的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其他人没有写过的主题，傅高义决定将此作为著作的重点。
这就是他的成名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2013年出版的第三版去掉了副标题，名为《日本新中产阶级》）。书中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被称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
本书也是傅高义社会学领域的转型之作。此后，他涉足日本和中国研究，并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
1975年，傅高义接受邀请，再次去日本采访，日本惊人的成就使他“大为惊异”，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立刻引发美国和日本学界和政商界强烈关注并产生重要影响。10多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该书遭到质疑。傅高义表示，不要只读取书名，他说的“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
2000年《日本还是第一吗》出版，傅高义回答了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让傅高义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而更多的中国读者则是通过《邓小平时代》一书认识了他。事实上，在哈佛大学有着“中国先生”称号的傅高义，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40年，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深入的了解。
1963年，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当年，傅高义动身前往中国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1969年，他完成了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87年，他应邀到广东，用近七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广东省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70多个县，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
南京大学教授、《日本新中产阶级》译者之一周晓虹说，这两本书“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对广东改革开放的研究，促使傅高义将对中国的关注逐渐集中到这一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这时傅高义已年逾七旬。
2011年9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傅高义倾十年之力完成的著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甫一问世就广受关注，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这部60余万字的《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的一生和业绩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刻画。
傅高义曾说：“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但人们对他称赞有加，“傅高义不但一再显示出把握席卷亚洲的主流趋势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激发大多数读者想象力的方式刻画并反映这些趋势”。周晓虹和傅高义有过多次交往，结下深厚友谊，他认为傅高义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于邓小平和韩国总统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