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一只不讲武德的熊猫说起……
以下文章来源于昆山杜克大学，作者王放。王放，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学士、博士。复旦大学研究员、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野生动物摄影师、微博和果壳大 V 科普作家。
从养殖熊猫到野外熊猫，从熊猫到人，从山上的树到未来更长远的可持续的生活，其实是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彬彬老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对世界充满了判断和想象的科学家。但是现场在座的同学们，让我看到了更加年轻的血液。年轻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点，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有突破以往的想象。
今天站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空缺、挑战和机会。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在这很大的题目背后，是我三次亲眼见到熊猫的小故事。而每个小故事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期待。
见到熊猫是什么感受？彬彬老师刚才说到了一个十年之前见到熊猫误终身的故事，说是被熊猫欺骗了。所以见到熊猫是什么感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惊喜，是幸福，是幸运。但是回顾我自己生涯里面见到熊猫的几次，我觉得是又惊又喜，又羞又气。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第一次见到熊猫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秦岭。
进入秦岭我们把仪器设置在了山上，这是彬彬老师刚才提到的红外触发相机，可以探测动物的体温；当动物经过时会自动留下影像记录它们的行为、出现的时间和分布区域。而这只熊猫对我们的红外相机迅速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的设备非常少，我只有三万多块钱，只有十台红外相机。我们机器才刚刚布设下两天，这只熊猫——我大意了，没有闪——非常不讲武德地把我们的设备给干掉了。
因此，我1/10的科研经费在把设备放进去的第一个星期就不见了。很快我们发现山上的动物好像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至少熊猫这个物种不太一样。漫山遍野有毛冠鹿、小麂、黑熊、熊猫、红腹锦鸡等等动物，我们能数出几百个名字。这么多动物里面竟然只有两种动物对红外相机感兴趣。
一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聪明的金丝猴，灵长类动物，毋庸置疑，对世界有好奇心；而另外一种竟然是大家都觉得呆呆笨笨的、好像对这个世界很茫然、很无所谓的养生型的熊猫。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明明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动物，为什么会敏锐地意识到树上这个小盒子是外来的，会敏锐地对这个小盒子展开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熊猫以一己之力改进了中国的红外相机设计。以前相机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凸起伸缩的镜头，但是因为熊猫只要看到这个伸缩的镜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地想要干掉它的冲动，所以后来变成了一体式的机器，感谢熊猫对中国的轻工业做出的贡献。
改进后的一体式相机接触熊猫多了，我们发现这个物种经常趁我们大意的时候做出来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玉米地会有熊猫去掰棒子，狗熊掰棒子变成了熊猫掰棒子。比如老乡会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说王博士，大事不好了，熊猫到河里游泳，要不要救它一下？再到后来传说四川面积1.5平方公里的壁口水库，有一只熊猫慢慢悠悠地游了过去。再比如红军长征时期渡过的大渡河的天堑，又有另外一只熊猫在求偶期的时候，不紧不慢地游了过去。
这个动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管是它对于相机的好奇心，还是对于世界的探索精神，都说明野生动物的身上藏着被我们忽视掉的、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尽管它们有如此高的热情，熊猫保护在这么多年之后还会有这么大的挑战呢？
尽管我们建立起来67个自然保护区，但是熊猫还是被阻隔在20多到30多个孤立的小种群里，其中接近一半连20个个体都不到。这远远低于生态学理论中大家所接受的50（为防止近亲繁殖的最小个体数）或者500（为确保种群长期不出现近交衰退的最小个体数）的最小可存活种群。
熊猫长远生存面临着巨大挑战。1988年，我们有了国家第一个大熊猫走廊的规划，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从1988年到今天，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绝大部分想要推进的政策都超额地完成了，为什么熊猫还被困在这儿？为什么它们的探索精神没有换来它们在世界更连贯的、更自由的生活呢？于是我想去秦岭看一看。
当我真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瞬间就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熊猫的走廊带是“纸”上的，它在地图上显示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箭头，显示成一个面积是两千平方公里的多边形，或者直接粗暴地变成了地图上面的一个示意。而没有落地的野外工作，没有落地的保护恢复工作，让大家都不知道在两千平方公里茫茫的土地上，熊猫的走廊带到底在哪？
既然动物有探索精神，也许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办法把它们在自然界的探索，它们可能发生的故事，用数学和图形的方法更准确地描述出来。其实我们干的事情今天看起来并不困难，并不复杂，我们决心去没有熊猫的地方研究熊猫。以前人们就在东侧的两个条带，大熊猫最广的分布区研究。但是我们觉得也许沿着公路、沿着居民点，熊猫几十年没有踏足的地方会更值得关注。
也许西侧的小种群，以前人们不关心的、只有孤单的几只熊猫在那里游荡的区域，更值得调查。
当我们把对熊猫的研究方式，从你跟着熊猫屁股后边走，变成跑到熊猫消失的地方，跑到这个世界急剧变化的地方去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得到了一些以前人们没有的知识。比如以前人们说熊猫是山地物种，觉得它喜欢中等的坡度。但是我们发现不对，当我们真正去到它们的边缘栖息地，去到它们曾经生存、但又被赶走的地方之后，我们发现熊猫喜欢缓坡，这些平缓的土地才是熊猫这种能量消耗很低、营养摄入不足的动物所真正偏好的。
没错，熊猫喜欢原始林，喜欢竹林，但是熊猫不是人们想象之中的山地物种。在秦岭西侧这个区域，其实熊猫的分布概率从低海拔的最高，沿着海拔上升在逐渐下降，这跟以前人们说熊猫不会探索，熊猫不会下到河谷里边，穿过居民点进行小种群的联通，好像恰恰相反。
居民点的存在让熊猫在四公里以内对居民点呈现了完全的回避，而在八公里以外，熊猫的生存逐渐变得安全。因此，距离居民点四到六公里之间是一个对栖息地改造的关键区域。
我们把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一个又一个小方格，追踪熊猫的区域分布。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盲目地在两千平方公里的山谷之间移动，而是会选择一些特定的线路。这些特定的线路在往年的全国情况调查及监测之中被证实，纸面上的数学计算可以准确预测这些小区域熊猫的活动。
在我们进行调查工作的四五年之后，这些小区域开始了新的管理——开始把居民点、农田和盘山公路建成对熊猫更友好的区域。在这样的土地之上，我们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保护实践——拆除了围栏，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农田、放牧，第一次让这个区域的走廊带从纸上逐渐走到了现实之中。
正是野生动物的探索精神，让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它们现在的状况，不应该只看它们现在的栖息地，只把这个地方画一个圈保护起来。作为科学工作者，如果我们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去做预警式的管理，看到未来这些小种群的需求，也许生物多样性会因此变得更加安全。
在熊猫咬坏我的相机之后，逐渐我们能够在山上更多地见到熊猫，也许它们是出于负罪感，主动跑到我们跟前来了。当在一个小村庄调研的时候，我们在树林里面听到了很有趣的声音——“嗯”，“嗯”。我们迅速安静下来，知道不远处一定有一只熊猫的幼崽。我想到了导师跟我模仿的、母熊猫回应小熊猫的叫声。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于是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嗯”，发出了我这么一个粗糙直男尽可能温和柔软的声音。
那一瞬间我的向导跟同行的保护区小伙伴像看外星人一样看我。毕竟我们都知道，野外工作时应该尽可能避免跟野生动物产生直接的接触，尽可能避免人和野生动物带来的相互干扰。但是更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远处的小熊猫回应了，它回应的声音也变得温和了些——“嗯”……随后我们非常开心地在树林之中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对话。这段对话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们发现当其它野生动物，比如林麝，在树上涂抹了自己气味的时候，熊猫会过来闻；当黑熊在树干上面蹭痒，留下自己毛发的时候，熊猫会过去研究。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动物之间好像出于某种奇怪的网络，连接到了一块儿。这个山谷里面没有任何动物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不管是保护区的管理，我们的研究，还是我们对于土地的规划，也不应该只针对一个物种而独立存在。
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熊猫是旗舰物种，大家都把关注、资源和金钱投到了它身上，那它是伞护物种吗？它能够完美覆盖其它物种的生存吗？回顾先前的工作，我们意识到了一个研究的空缺——我们根据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其它物种的栖息地评估，发现不少物种跟熊猫栖息地大尺度上是重叠的。
但是当我们真正到山上研究一只只动物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吃惊地发现：山里的亚洲黑熊越来越少；曾经漫山遍野的林麝已经不见踪迹；好像毛冠鹿在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斑羚在减少；小麂的情况好像在不同区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我们建立起来几千个模型，一个个去追溯，每一个物种在一个小溪谷，在一片倒木前面的栖息地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对——熊猫喜欢竹子，但是小麂讨厌竹子，豹猫回避竹子；熊猫讨厌人，但是一些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它们对于村庄有强烈的选择；熊猫喜欢平地，但还有很多动物喜欢坡地。
我们关注的自然的细节越多，动物之间就呈现越不同的状况，因此在大尺度上它们可能互相重叠，但是在小尺度上它们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大熊猫的8个走廊带，有一些生态对于其它物种非常友好，有一些则不然。所以当我们的保护区还在单单为熊猫建立的时候，也许这千千万万个对熊猫有用的措施不是所有对其它物种都有效。
因此，我们应该忘掉熊猫，站在其它物种的角度，从这些熊猫保护区的熊猫政策里面选择到最优先的政策，来帮助更广阔的区域。当我们重塑过去中国十五年的栖息地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看秦岭的山川，我们会发现熊猫变得很好，到处都是绿色。而跟熊猫一起变好的还有野猪、斑羚、小麂、羚牛。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动物被遗忘掉了，比如林麝、鬣羚、亚洲黑熊，它们在一片向好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大面积的栖息地的衰退。
熊猫是一把大伞，这把大伞成功地保护了大面积的土地。但是我们时刻应该记住，在广阔的荒野之间，这把伞是有漏洞的。而在未来我们将采取更预警式的长远的保护措施，希望我们能够从生态系统、从更大的视角去规划一片片森林。
在工作进行到半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山里面还有一些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动物存在，比如会拍彩照的熊猫。传说之中熊猫只能拍黑白照片的情况，在这只棕色的大熊猫身上并不存在，它不需要吐出舌头就可以拍彩照。
而当这只棕色大熊猫独特的特性出现之后，迅速有一只黑白熊猫跑到了棕色大熊猫的这个区域，它好像敏锐地感觉到了棕色大熊猫的存在，在这个地方打滚，在这个地方留下毛发，留下自己的味道。而就在两天之后的夜晚，这只棕色大熊猫又回来，它们好像在隔空进行对话。
这段视频出来之后，我们非常欣喜，我们觉得曾经传说之中的秦岭棕色大熊猫还在，遗传多样性，还在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在秦岭延续着。在那一瞬间，我们突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留存，保护区的管理其实很多时候是关乎人心的。不管是在大山深处的熊猫和金丝猴，还是在我们城市身边的动物有大量被遗忘的细节，而每一个被遗忘的细节背后，都需要我们人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寻找新的思路。
除了广阔的荒野，我们有超过50%、甚至超过60%的人口在城市，而在城市之中随时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除了熊猫，就在我们研究室的边上，就生活着一种叫做貉的动物，人们对它们充满好奇。我们在上海超过140个小区发现了它们的存在，这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中型犬科动物。
我们觉得也许可以花十年的时间好好看看动物怎么进行城市化。但是就在疫情过去之后，7月份，一份聊天记录迅速传遍了上海的业主群，有人被貉咬了。三天之后这个新闻在网上发酵了几万条，铺天盖地，大家说上海的城市出现了野兽。有业主悬赏500块要求保安打死貉，还有居民自己建群去买毒药，要在城市里去毒杀貉，要把身边存在威胁的动物赶走。
而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不仅山里面的棕色大熊猫需要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心态，城市里面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好像都需要我们重新学习跟它们相处的方式。因此，我们随后进行了以前从未想象过的探索。我们先建立起好多群，这些群里面市民在帮助我们提供貉、黄鼠狼和刺猬在城市的信息。再后来我们有一个超过300个市民的公民科学家队伍，这些公民科学家帮助我们把以前上海的7个调查试点变成了覆盖全市的调查试点。
以前我们觉得这些市民就是在帮助我们安一些红外相机，但很快我们发现：市民里面的教师在把这些数据变成中小学的课程；市民里面的插画师在做儿童绘本；市民里面的包工头，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生命会跟他们贴得如此之近，他们跟我们说只要建一道小墙，只要改变一个小小的池塘，就可以让貉生活的空间，与居民的空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屏障，可以让野生动物跟市民在城市里友好共处。
没想到我们的工作会在城市里面也开展，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团队再也不是一个科学家和一群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们有了开放的数据平台，这个平台不由复旦大学共享，也不由我们实验团队所独有。我们开放给政府，开放给各种社会上的小伙伴，开放给学校和各种机构。
这样的开放让传统的科研工作变成了教育的材料，变成了公众宣传，更可贵的是，变成了能够落在城市的土地上面的肉眼可见的一个一个的池塘、篱笆和城市的多种多样植物的种植。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上海这个城市正在试图推进中国第一个城市野生动物的管理体系。从法律到法规，从科学研究到市民共建的一个社区共建体系。
我们要把生物多样性管理纳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还要把所有人的意见，所有人对这个世界的期待，都纳入到更持久的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之中。
三次见到熊猫有三个小故事，而我自己总结这三个小故事有三个关键词——动物在变化，所以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着眼于未来；动物对这个世界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进行着复杂的交互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物种，而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界；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工作不仅跟动物有关，也跟每个人的生活有关，跟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明天有关。
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展开这样的探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愿意为之奋斗的方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