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约瑟博士诞辰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三联生活周刊》组织发表了一组题为“再问‘李约瑟之问’”的文章，以为纪念。这组文章做得相当用心，尤以两篇访谈文章最为精彩。第一篇访谈的对象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第二篇则是斯坦福大学墨磊宁教授。两位受访人对很多热点问题均有精妙回答，充分展现了各自的视角和学养，读来不仅有趣，而且不乏引人深思之言。
不过，无论是周刊记者，还是吴国盛教授，在访谈中都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李约瑟之问”是个伪问题，甚至让人以为这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笔者在此想表达一点不同的看法，以为商榷。
吴教授在访谈中为其观点给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李约瑟“是完全按照西方人对科学的理解来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盘点的”，“是以一种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反对表面的西方中心主义”。
他甚至断言：“李约瑟希望给中国文化以尊严，但我认为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捍卫尊严”；其二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存在“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问题。在他看来，“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史，或者说是按西方现代科学的框架来编制的一部中国古代的技术史”。
吴教授的这些看法，猛一看确有其独到而深刻的一面，但仔细推敲，其对李约瑟的著作和思想实有误解和不公之虞。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对世界的主要贡献，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毅然挑战，提醒世界应当公正评价非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对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巨大贡献，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和融合的历史价值及其对未来的意义。
李约瑟所以提出“李约瑟之问”、并以其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和写作，正是要打破18世纪以来业已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通过深入揭示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来彻底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读。
正如清华大学刘兵教授评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所言：“它的出现首次向西方的学者们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丰富内容，使中国的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国历史中科学的成就在国际历史学界得到承认，使西方人意识到中国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
把李约瑟这样的学者与“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挂上钩，可谓一种“深刻的”误读，不仅完全漠视了“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术语特定的内在涵义，而且也脱离了时代的语境，把李约瑟心目中的“普世科学”错误理解成了“西方科学”。
那么，李约瑟按照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相关概念，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是否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但这是学术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问题，与具有特定政治和思想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可一概而论。更为重要的是，讨论问题不能脱离时代的语境。
关于“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问题，吴教授在他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对此有更系统的阐述。他说，李约瑟“经常将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让人觉得他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让技术混充科学”（276页）。作为生物化学家出身的李约瑟真是如此不堪，连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吗？当然不是，如果吴教授仔细阅读李约瑟的著作，他应该意识到，他的断言对李约瑟及其学术工作而言是不够公正持平的。
至于把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说成“是一部技术史”，李约瑟早在1961年发表的《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一文中，就批评了这种倾向。他说：“当学术研究正在逐步揭示亚洲文明的贡献时，也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试图通过不恰当地提高希腊人的角色以维持欧洲的独特性。
他们宣称，自始以来，不仅现代科学，甚至科学本身也是欧洲的特色，而且仅仅是欧洲的特色……与此相应的便是决意表明，非欧洲文明中的一切科学发展不过是技术而已。”（张卜天译文，见《文明的滴定》29页）
因此，吴教授把“李约瑟之问”视为伪问题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当然不是说“李约瑟之问”无须质疑或不值得讨论，事实上，对“李约瑟之问”质疑和讨论从未停止过，但这丝毫无损这一问题所激发的思想魅力。
对“李约瑟之问”的评论，我觉得墨磊宁教授在访谈中所表述的观点更为中肯、持平，也更有启发意义。他说：“我们应该感谢李约瑟和‘李约瑟之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约瑟之问’和对他的批判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在20世纪中期以及整个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都在问这些问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我们所有学习中国科学和技术历史的人，都是某种形式上的李约瑟的子孙，即使我们批评他。
要批评‘李约瑟之问’很容易，但是提供一个替代它的问题就难得多。所以正是‘李约瑟之问’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提出更复杂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李约瑟之问”不是伪问题，其所展现的中西文明互鉴的独特视角和宏大格局，不断激发着学界的兴趣和公众的关注，正说明了其持续的生命力所在。
正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教授所言：“‘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的主题论纲，借助它不仅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还能引导人们对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间的张力等议题进行深入思考”。灼见如此，可谓要言不烦，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