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披露山东有两名高考考生被冒名顶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人被莫名其妙地“安排”进湖北黄冈的某中专学校读书，另一名则干脆失去了入学资格，在社会底层苦苦打拼。然而，此类事件并非个别现象，仅在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的2018~2019年有关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反馈数据的清查结果中，冒名顶替上大学者就有242名。如果再算上没有被发现的，以及其他省市可能出现的类似事件，真可谓是一览之下，触目惊心。
相关媒体报道、专家评论和网友的留言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但就此事的性质看，破坏教育公平是说轻了，违反相关政策规定给予行政处分也轻了，因为整个事件涉嫌多项违法，应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议论的多是高考或高招阶段的腐败问题，几乎无人讨论或关注平时学习成绩很差、高考分数远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冒名顶替者进了大学以后，为何能够顶着他人的名字自在逍遥，并且顺利地毕业。
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中国逐渐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宽进严出”。这个口号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合理性的依据之一。但现在看，大学的扩招虽然有其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面，实际操作中，却仿佛只是在印证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宁可降低水平也要扩张”的大学扩张主义，且很少有学校能够驻足反思，汲取美国大学“大众化”过程中所走弯路的经验教训。
“扩招”与“保持水平”本身存在两难。也就是说，“扩招”确实会导致整体教育水平的下降，但这个“水平降低”的进程应该尽力减缓，甚至有所遏制。否则，“宽进严出”就会转变成“宽进宽出”。以笔者的实际教学体验和观察，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新入校的学生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能接受批评了。以前，学生不给老师擦黑板，或者上课时睡觉，老师还可以提出批评，现在则说不得了。
如果说了，马上会被学生利用课后的教学评分进行报复。二是学生的知识水平比预想中差了许多。如果继续使用同样难度的试题考试，一个班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不及格是肯定的。
前者或可称为道德层面的“宽”，它关乎教育。也就是说，在学生眼里，任课老师只负责传授知识和技能，不再负责“人”的教育，自然无须在道德品行上指手画脚。后者可说是学习层面的“宽”。在掌握这个“宽”的尺度上也有两种类型。
继续执行从严原则的是一类，这样的老师往往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被学生私下里称为“老经师”（意即顽固保守、不通人情）。多数教师只能“识时务”，选择做第二种类型，即不断地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水平而降低要求。
一旦“宽进宽出”成了风气，“严出”就必然成为形式，非有教育管理部门的明确指令无法执行。“严出”之难，难在谁也不想当“操盘手”。学校为招生考虑，不愿意因此失去生源；学校教务部门为避免矛盾产生，或者为了给学生就业、深造和留学奠定基础，以便在各类评比、排名中争取先机，也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支持教师在学习上或分数上“从严”处理。
由于学生对课程及任课教师的评价在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缺少应对学生恶意评分的方式，没有处理学生恶意评分的明确规定，教师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也不可能在成绩上充任“刀斧手”。
大学以“宽进严出”为号召进行扩招，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却走向“宽进宽出”的结局。难怪冒名顶替上大学者在暴露学习能力和知识上的短板后，即便是在顶尖高校也不会被自然淘汰，仍可以通过考试，顺利毕业。至于从一般高校中获取文凭，更是不在话下。
现在，媒体从业者均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家的学历更是“无问西东”的高，大家都是大学学习生活的体验者和过来人。
而据有关互联网研究机构统计，国内的网民中，九成未上过大学，四成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然而，在此次曝光的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中，教育水平和生活经历差距巨大的两个群体，都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学习能力差、分数极低的冒名顶替者进入大学后的学习状况上，这至少说明，他们彼此对大学的现状有着相同的印象和基本的共识，这就是大学只是门槛高，学习的压力并不大。
客观地说，这也是整个社会对于当下大学教学和学习状况的总体印象。无论这个并不美妙的印象是否符合实际，都值得每一位大学管理者和教学工作者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