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院
2020-06-27
来源：“脑人言”（ID：ibrain-talk）
作者：CCecho
（珍妮•古道尔和弗洛伊德, 一只来自贡贝的黑猩猩。摄影：Michael Neugebauer）
我狂乱地匍匐穿过纠葛的矮树丛，但我前方那群黑猩猩却毫不费劲，顺畅地晃动着身影前进，这使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我的鞋子和照相机背带一下子被藤蔓缠住，手臂也被荆棘刺得伤痕累累，当我猛力拉扯缠住我头发的树枝时，我被刺痛得流出了眼泪。”——珍妮·古道尔《大地的窗口》
丛林似乎从不“欢迎”我们这些笨拙的动物，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深陷其中的惨样。人类似乎更愿意站在高处远眺那片绿色的森林，而非在枝下弯腰缓慢前行。那般对深入丛林的不愿意，就像我们脑中总有对其他生灵的固有界限那般顽固。
但有一位女士，她愿意步入险阻的密林，打破存在于我们脑中的偏见。她通过对黑猩猩的观察让我们明白人类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已然踏出了尊重其他生灵，与它们共享地球的第一步。
不幸与眷顾
“人生中有许多提供我们透视世界、寻找意义的窗口，科学即是其中一扇。许多聪明、洞见犀利的科学家，前仆后继地擦亮了窗上的玻璃。透过这些窗户，我们对于人类过去未知的领域可看的更远，更清楚。”——珍妮·古道尔《大地的窗口》
1934年4月3日伦敦的一家医院中，瓦莱丽·珍妮·莫里斯·古道尔出生。
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她一生下来就无法正常的辨识人脸（60岁时被诊断出“脸盲症”），但好在她辨认其他生物毫无问题。童年的珍妮就对身边事物充满好奇，一次她把蚯蚓藏在枕头下，并不愿意扔掉它们。她的母亲万妮没有责骂女儿，而是说：“它们需要泥土，不然它们会死的。
”万妮对女儿童年时期“胡闹”的宽容加深了女儿对自然的兴趣，万妮还教会她“宠物”应放归自然，以及帮助女儿树立了与同龄孩子相比更成熟和深沉的尊敬自然的态度。
在珍妮8岁的时候，她收到了一份圣诞礼物——儿童小说《怪医杜利德》，说的是一名医生通过学习动物语言而获得了与动物交流的非凡能力的故事。珍妮开始向往在非洲与动物自由沟通的生活。
当然珍妮并没有打算将她的梦想止步于幻想中，因为她的外婆总是和她念叨着圣经里的句子：“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然而18岁的珍妮对前途有些迷茫，因为家境不足，她既不能去大学深造，也没有找到工作。她开始思考在去非洲前怎么养活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珍妮收到了老同学曼齐的一封信，她的父母搬到了肯尼亚，邀请珍妮来新家做客。本以为在好友家期间可以观察到野生动物，但当时非洲政局混乱，流血事件频发，珍妮并没有亲身观察野生动物的机会。在肯尼亚居住的2个月内，珍妮忙碌于社交活动。在某次晚宴上，她的生活有了转机，一位朋友建议她：“如果你真的对动物感兴趣，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路易斯·利基。”
路易斯·利基，世界上最著名却又饱受争议的古人类学家之一。他通过对人类化石和石器等文物的挖掘开展研究，寻找人类与猿类何时以及如何与他们的共同祖先“分道扬镳”的种种线索。利基看来，对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研究是一把可以帮助他解开人类起源之谜的钥匙。但利基无意放弃对化石和文物的研究而亲自去开展对黑猩猩的野外研究，而珍妮的到来让他有了人选！（虽然珍妮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进行此项活动的适宜人选）
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到了“猿”。直到1640年，一只黑猩猩被带入到荷兰奥兰治王世的威廉王子的宫廷中，欧洲人首次开始知道黑猩猩这种动物。“黑猩猩”一词最早出现在1738年《伦敦杂志》9月份的文章中。不不过那时的黑猩猩主要视为一种可供观赏和娱乐的生物，且公认的科学观点是黑猩猩都是粗野凶猛的动物。
利基建议珍妮在开展考察之前多了解一些黑猩猩的知识，并告诉她学习这些知识的最好地方不是在非洲，而是在英国。于是，在1958年12月，珍妮在她母亲的陪同下到了英国伦敦开始学习之旅。她在伦敦动物园和皇家自由医院学习灵长类动物行为习惯和解剖知识。
尽管那时人们对猴类和猿类的野外行为感兴趣，但直到20世纪末期，主流研究者仍旧认为这群自然主义者不过是一些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和只会在破旧的野外指南里匆匆记下几笔的探险家。而以康拉德·洛伦茨为例的早期野外观察者主张的多数生灵都拥有思想、情感和动机的观点与珍妮产生了共鸣。
伦敦的学习之旅很快就结束了，珍妮又一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这回考察地拟定位于坦葛尼喀湖畔的贡贝（Gombe）黑猩猩自然保护区内，但是地区的总督要求珍妮不得只身前往，必须有一名助手陪同。珍妮的母亲万妮很乐意陪同女儿前去。
1960年26岁的珍妮，开始了她的冒险之旅。哪知好事多磨，因为自然保护区内的渔夫之间冲突，她们的贡贝行程不得不推迟。珍妮只得先前往乌干达的洛卢伊岛观察长尾猴的生活。在这里珍妮学会了如何做好野外笔记，去野外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野生猴类对人类哪些行为是可以接纳的、哪些是不可以接纳的，和其他必要的考察相关知识。1960年7月16日，珍妮一行人终于乘坐着名叫“基比希号”的汽艇进入了贡贝。
陌生与信任
“我一直觉得，为了精确地观察，人们不必完全以不偏不倚，不带丝毫感情的态度来对付被研究者。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同情，这本身就没有错。”——珍妮·古道尔《在人类的阴影下》
珍妮在保护区内的米通巴山谷中树上首次观察到了黑猩猩。这群黑猩猩一共有16只，他们除了简单的采摘果实外什么也不干。虽然珍妮一行人极力隐藏自己的行踪，但是一旦靠近黑猩猩他们就会惊慌逃走。
直到一回珍妮独自在山谷搜索时，有3只黑猩猩没有立刻逃离而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珍妮，珍妮将这个碰到黑猩猩的地方称为“山顶”。一段时间之后，珍妮终于意识到她所观察到的黑猩猩属于一个大的黑猩猩族群，这个族群大约有50只黑猩猩，珍妮将其命名为“卡瑟克拉族群”。珍妮还分别给每只黑猩猩起了名字，比如：戈利亚，灰胡子大卫，弗洛等，而不是常见的数字编号。
随后的几个月珍妮有了两项重大发现，首先她看到了灰胡子大卫从嘴里扯出一些粉色的东西，与树叶混着放进嘴里咀嚼，旁边还有三只小猪的残骸。珍妮意识到大卫正在吃肉，这一发现打破了黑猩猩是草食性动物的传统。此外，珍妮发现大卫会利用草茎制作捕食白蚁的工具，这令珍妮十分兴奋，因为在出发前往贡贝前，利基曾明确指示珍妮要确认黑猩猩是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随着雨季的结束，珍妮相信她被这群东道主所接纳了。
有一次，珍妮准备从“山顶”返回营地的时候发现两只黑猩猩正坐在离她18米的地方盯着她。当珍妮原地坐下后两只黑猩猩（灰胡子大卫和戈利亚）则开始自顾自的活动，不再看她。从这时候起，黑猩猩从最初的对珍妮恐惧，到挑衅，慢慢变成了认可。不同于那时野外考察的常规标准和步骤，珍妮一直鼓励研究者与黑猩猩互动以便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是也有评论家认为珍妮·古道尔在对黑猩猩进行野外考察时没有与黑猩猩保持一定距离，而这种距离是进行客观判断的必要条件。
一晃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利基认为如果珍妮有了学术背景，那么她的研究将得到学术界更认真的对待。他安排珍妮返回英国攻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师从动物学和动物行为学教授罗伯特·欣德。尽管珍妮的内心十分不愿意，但她仍旧需要离开贡贝完成她的博士学业。在之后的时间里珍妮完成了动物行为学的训练，成为了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八个跳过学士学位直接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重返贡贝的珍妮惊讶的发现黑猩猩似乎已经默认这群外来者的存在，灰胡子大卫悠闲地在营地里走动，然后在她帐篷旁的棕榈树上进食。珍妮在营地的桌子上放了些香蕉等着黑猩猩们的到来，大卫紧接着带着戈利亚来到了营地，此后越来越多的黑猩猩开始进入营地，“香蕉俱乐部”正式成立！
香蕉俱乐部使珍妮能够在固定地点和时间观察同一只黑猩猩，而这在野外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珍妮意识到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有着丰富的情感。在给利基的第一份野外报告中，珍妮的观察结果对科学界许多关于黑猩猩的偏见提出了质疑。例如黑猩猩并非单一的凶恶生物，虽然他们有时确实如此，但有时也表现出温柔和忠诚。每名在营地中与他们喜欢的黑猩猩开始建立感情的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珍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她为人类与动物间的沟通与了解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其他研究者铺平了道路。
一天下午珍妮在观察大卫进食，当大卫离开时，珍妮紧跟其后，等她走到一条河边时，大卫坐在河边，仿佛在耐心地等她一起走。珍妮把地上的一个果子捡起来递给大卫，大卫则将果子扔掉后把手放在珍妮手上。他不想要果子，但他理解珍妮的意图，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慰珍妮——“你没有惹恼我”。这时，他们不是通过人类的语言，而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式交流。
友谊这个纽带将一个世界的两个物种连接在一起的时刻，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时刻啊。
这段期间珍妮不但收获到了与黑猩猩的友情，爱情也接踵而至，1962年受国家地理学会之邀，雨果·范·拉维克来为珍妮拍摄纪录片。拉维克在这段期间记录下了许多宝贵的黑猩猩野外活动，如制作工具以及钓白蚁吃。珍妮感受到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工作是多么幸运。1964年3月28日，珍妮和拉维克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礼的蛋糕上放着灰胡子大卫的泥像，而且弗洛、菲菲、戈利亚以及其他黑猩猩的彩色照片高高地摆放在婚礼现场。
残忍与仁慈
“生命之中，隐含死亡。”——梅格·格林《珍妮·古道尔传》
随着年龄增加，雄性黑猩猩开始支配雌性黑猩猩，然后会对年长但是地位低的雄性黑猩猩发起挑战。随着体内睾丸素的增加，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但是这些改变都不会影响他们与母亲的关系。许多成年的黑猩猩对自己的母亲仍旧十分尊重且体贴，在受伤时也会寻求母亲的安慰。在族群的首领挑战中，成功者也往往会给予失败者足够的尊重和友好。
记得黑猩猩迈克战败了原本的首领戈利亚后，他们并没有就此反目，而是相互坐下来给对方梳理毛发（这是一种对上位者表示尊敬的方式）。迈克成为了首领，而这两只黑猩猩成为了亲密的同伴。珍妮说：“这个经历说明，在黑猩猩的世界里，他们能很快就抛却敌意，并相互尊重，甚至互爱长久。”
相比之下，人类的暴行就凸显可怕。1975年5月有40名武装分子从扎伊尔出发对营地发动袭击，珍妮当晚因为耳部感染需要护理未在营地。
但是营地内的4名学生失踪了。两周后1名学生回到了基戈马，带来了赎金要求，那些武装人员是想推翻扎伊尔政权的革命军。（此处还有个小插曲，坦桑尼亚政府开始表明会履行赎金义务，但是最后并没有支付，珍妮夫妇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外界的批评）。虽然最后3名学生陆续回到了基戈马，但是所有人都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并且营地也被划为了“敏感地带”，在之后想进入营地必须要有政府许可。
而学生们被禁止进入贡贝，直到1989年政府才重新解除限制。
珍妮一直坚信黑猩猩虽然与人类某些程度上较为相似，但是其天性是善良的，且不会做出任何可怕的暴力行为。没想到的是这些令她恐惧的残忍行为会在她热爱的黑猩猩身上重演。起初，研究人员观察到卡瑟克拉族群的一群雄性黑猩猩袭击了一对黑猩猩母子，雄性黑猩猩将孩子从母亲的怀里扯走并打死，还吃掉了部分尸体。
黑猩猩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与人类的攻击行为十分相似，黑猩猩同类相食的行为更令珍妮感到沮丧，很难理解在不缺乏食物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会相互攻击和吃掉对方幼崽。
在1974年~1978年，后世被称为“四年战争”的时间里，珍妮进一步认识到了黑猩猩的残暴一面。保护区北方的卡瑟克拉族群对南方的卡哈玛族群发起了歼灭性打击。
最终卡哈玛族群被吞并，每次的斗争输的一方幸存者寥寥，失败者大多会被残忍的杀害，卡哈玛族群除了3只年轻的黑猩猩被吸收外，其余全部消失了。这期间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黑猩猩派逊母女猎杀同族群小黑猩猩事件，派逊和她的女儿波将族群中其他还是婴儿期的黑猩猩拉出母亲的怀抱，猛力撞击脑部致其死亡，并分食婴儿的尸体。直到派逊自己又一次怀孕了才停止这类猎杀行为。
这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珍妮对于黑猩猩不会做出暴力行为的看法。
在一些哺乳动物的族群中，例如狮子、长尾叶猴，一只雄性动物打败首领，占据所有雌性动物后，有时会屠杀所有不属于他的婴儿期动物，这可以带给他繁衍的优势。珍妮认为动物的个体性情、家庭背景以及决策都根植于个体历史中。例
如派逊的行为会影响整个族群的下一代发展，由此得知黑猩猩与人类的相似程度远比先前设想的还要多。值得注意的是，动物间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不光是在同一族群中、不同族群中、哪怕是两种不同动物中的相处关系都多样且复杂——这里姑且不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比如黑猩猩与狒狒有时会激烈的争抢食物，年轻的狒狒可能被黑猩猩猎杀，吃掉。但是小狒狒和小黑猩猩却经常玩在一块，甚至相互梳毛。
战争与和平
“我们喜欢别人不仅仅是因为别人对我们好，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好。”——列夫·托尔斯泰
当某一族群的黑猩猩看到别的族群的黑猩猩侵犯了自己的领地时，他们最先体现出来的是攻击行为，而这对于异性黑猩猩尤为严重。比如，当巡逻的雄性看到其他族群的雌性时，往往都会下重手进行攻击。前文提到了“四年战争”很好的体现了相邻族群战争的全程，当两个相邻族群关系开始紧张时，通常会相互驱逐。
后来几年冲突愈演愈烈，黑猩猩们出现扔石头、冲撞等斗争，而后就是群体围攻等行为。这种群体性进攻行为在几只黑猩猩合作狩猎小猴子、小狒狒和小蕏猪时也会出现。
虽然不同的族群间黑猩猩会表现出强烈的“战争欲望”，但在族群内这种现象并不太常见。大部分的雌黑猩猩到了成熟年龄之后，攻击性就不太明显了。珍妮还注意到当要好的黑猩猩在情谊上遇到挫折时，也会表现出沮丧。
族群内的黑猩猩十分注重个体之间的情感维系，尤其是亲子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能够独立觅食的少年黑猩猩至关重要，他们可能因母亲的离世而悲伤至极，最终悲恸而死。如果一只幼年黑猩猩不幸丧母，他们一般会由其兄姐代为照料。而此时年轻的雄黑猩猩显露出照料弟弟妹妹的能力并不输于雌性。
黑猩猩虽然存在着残暴击杀他族的现象，但是不同族群的黑猩猩之间和睦的时候比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多，暗流涌动的不满比爆发的冲突多，造成严重伤害的冲突少于短暂的冲突。人类同样是战争的常客，组织化的武装冲突并不因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减少。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战争可能对人类脑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之一。利基对人猿的好奇来源于他深信，现代人和现代黑猩猩共同的行为模式，很可能存在于双方的共同祖先身上。
暴力和侵略根植于灵长目的基因中，自私排他的行为使我们在演化的历程中得以留存，但我们绝非战争的“侍从”。黑猩猩的行为研究与人类学研究揭示出关爱和利他主义同样存在，我们和他们都会救助处于困难中的血缘关系者，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向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施加援手，即使自身在救助过程中可能受伤。虽然与黑猩猩的侵略行为相比，我们的丑行可能要恶劣得多，但我们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私也比黑猩猩的伟大得多。
人与他们的黑毛朋友
“我们需要无界限的道德，将动物也包括在内。”——阿尔伯特·史怀哲
1991年，珍妮萌发了一个新的想法，即“根”与“芽”计划（roots & shoots）。她了解到一些年轻人对动物行为学十分着迷，也知道他们对环境保护现状的忧心，但是当时学校的课程却没有涉及这些方面。
“根”与“芽计划是以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团体为对象，在当地开展一个个小规模的项目，帮助他们改善所在社区、动物以及整个环境。令珍妮欣慰的是通过“根”与“芽计划，她看见了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保护这个世界，她看见了希望。在坦桑尼亚索马，当地狒狒经常因抢食庄稼而受到村民烧毁森林等报复。她的5个学生与当地村民进行沟通，表示可以通过在森林内种植可供狒狒食用的庄稼来解决这一问题。
不到3年时间，狒狒的抢掠行为彻底消失。
对珍妮来说，科学是一个小写的s（science），而不是必须穿上白大褂，客观地不带任何感情研究实验对象的大写S（Science）。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不速之客，是一名被黑猩猩接纳的闯入者。她经常告诉学生，“如果你们遇到一只黑猩猩从小路过来要给黑猩猩让路。记住，他们属于这里，而你们不属于。“珍妮为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她深信，人类的身体从猿人演化成人时，之所以人类的文明仍在持续蓬勃发展，可能是因为这种过程中人类更有同情心而非更好斗。
但当时的科学家深受心理学的行为学派影响，认为动物只不过像机器一样，没有痛觉，无法像人类一样有感觉和情绪，他们也不知道用饱受压力困扰的实验动物会影响实验的结果。哪怕如今许多实验人员也还是会为了节省经费，用着他们可以选择的最小笼子来饲养猿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珍妮回忆着参观过的众多实验室，那些窝于狭小笼子中无精打采的动物的眼神，就像是沮丧得无以加复，放弃希望、只剩绝望的人的眼神。更不幸的是，工作人员的态度已深受制度的影响，通常新来的研究人员看到这些情况比较容易难过，而那些不喜欢这些环境的研究者又帮不上忙。最后，那些新来的研究人员对这种残忍情景渐渐习以为常，且相信，这是人类需要凭借动物实验以减轻人类疾病之苦的必要过程。
但沮丧的确会影响动物的免疫力和行为模式，从沮丧的实验对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是不准确的。
许多人都误以为，只要动物看起来健康，吃得好睡得饱，能繁殖后代，那就表示这些动物过得很满足，因此他们不需要改变。但这绝非事实，换成人类，即使在集中营中也有婴儿诞生，但是我们不会相信被囚禁的人在集中营中日子过的好。
困难的是，哪怕是致力于改善黑猩猩生活环境的人员也遭遇困境，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完全不懂真正的黑猩猩有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而且改革的成本或许太过昂贵了，将费用投入在采购更精密的仪器上或许是多数人的选择。
珍妮并没有否定从实验动物上获取的研究结果，她本身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但是她从来不指责那些吃肉的人，她所谴责的是那些用不顾动物福利的方式饲养动物的人，而她所抗议的是人类可能会为了在医学进步中获利而不惜牺牲动物的福祉的行为。
每次珍妮外出演讲总会讲述黑猩猩“老人”的故事：“老人”的母亲被人类杀死，他在一间研究室里呆了10年。12岁时被送入一家动物园，饲养员被告知“老人”憎恨人类，会去想办法杀死人类。
但慢慢的饲养员和“老人”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他会给“老人”香蕉，替“老人”梳理毛发。一天饲养员不小心摔倒，吓到了一只幼崽。幼崽的母亲冲了过来咬住饲养员脖子，另外两只黑猩猩跑过来咬住饲养员的脚。这时“老人”突然咆哮的冲了过来，饲养员以为他死期已到，但老人把其他黑猩猩从饲养员身上扯开，并一直驱赶她们，直到饲养员回到了安全区。
“如果一只黑猩猩可以突破物种的界限去拯救人类，那么我们也肯定能伸出援手帮助黑猩猩“，珍妮古道尔最后说道。
珍妮·古道尔与黑猩猩，雨果·凡·拉维克摄
人类并非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那样，与其他动物的世界有着不能沟通的隔阂和鸿沟。黑猩猩的世界里有着自己的秩序，而生命也有着连续性。他们能通过学习掌握符号语言，但不懂什么是过去和未来。人类才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所以人类能够去回答利基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先驱与争议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珍妮·古道尔
珍妮从女性视角出发，强调了与黑猩猩建立关系而不是一味遵从科学规则，做一个信息接受者而不是控制者。要尝试理解黑猩猩的情感而不是冰冷的客观研究。而这个视角的另一面是珍妮的许多同事同学认为她的博士论文水分太大，研究流于表面，指责她只关注黑猩猩的奇闻轶事以及对动物拟人化的描述，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珍妮对黑猩猩的喜爱自然使她无法旁观灾难的侵袭。1966年，贡贝的黑猩猩群体间爆发了脊髓灰质炎传染病，珍妮选择应用疫苗干预。许多人纷纷谴责珍妮干涉了自然进程，而不是自然自我运作。但珍妮认为人类早已对自然活动付诸干涉，只不过她选择了同情，而不是客观研究的冷漠对待。
纽约时报呈刊登过关于猿类也需要疫苗的评论
珍妮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让人们了解贡贝的黑猩猩，但是她过去的关注点似乎只在贡贝。
动物权益的积极分子们曾试图利用其名人效应恳请珍妮加入他们，但是珍妮在那时对加入动物权益组织完全没有兴趣。珍妮也似乎一直拒绝为大规模的黑猩猩保护行动发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卢旺达大猩猩经常受到偷猎者的残害，珍妮依旧不为所动。
直到1986年，黑猩猩保护及照顾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nservation and care of chimpanzees，CCCC）成立后珍妮才开始为全球的黑猩猩权益发声（目前野生黑猩猩已属于濒危物种）。
许多妇女认为珍妮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进入了男性主宰领域。但珍妮自己则难以适从。
她宣传妇女在社会上的传统角色，凭借着对“弗洛“以及其他雌性黑猩猩的研究，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是母亲的角色，而非事业。母亲这个角色十分重要，不是因为要建立一个母系社会，而是帮助族群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些说法让许多人愤慨不已，认为她背叛了妇女解放运动。
但笔者认为珍妮并非否定妇女解放运动，她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正视母亲这一身份，她本人也在不断呼吁社会应该多关注那些因为育儿而面对经济困难的母亲。
尾 语
这名富有传奇色彩又争议不断的女性也已年近耄耋（86岁），她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拉近着我们与黑猩猩之间的关系。珍妮从一名在论文中较着劲不改变其对黑猩猩代称（使用“他，她”而非“它”）的年轻学者，到为贡贝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的成熟宣讲者，再到为动物福祉和世界自然保护呼吁的领军者。她一直相信只有实现头脑和心灵之间的和谐，才能激发出我们人类真正的巨大潜能。
2020年正好是世界地球日的50周年，《珍妮·古道尔:希望》(Jane Goodall: the Hope)让我们重新重视环保主义
毕竟，我们终究要了解人类最独特的本质，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