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往流行病事件的调查研究发现，在 18 到 25 岁经历过流行病的人群对科学家的信任显著减少，尤其是那些接受科学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在其他年龄段经历流行病或受科学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相对不容易受影响。
疫情发生后，相关的研究进展得到大量的媒体曝光，大众盼望科学家早日研发出有效的药物和疫苗。有人认为这次疫情将让大众看到公共卫生乃至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今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 18 到 25 岁经历过流行病的人群对科学家的信任显著减少了。
这份报告结合了 2018 年《惠康全球观察》（Wellcome Global Monitor）对 160 个国家中超过 7 万人的科学态度调查，以及国际上 1970 年以来的流行病记录，分析了经历流行病（epidemics）事件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
报告还发现，经历流行病并不会减少大众对科学的信任，在其他年龄段经历流行病的人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也没有显著变化；而 18 到 25 岁人群正处在价值观的形成期（formative years），在这个年龄段经历流行病会使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减少，并且受到科学教育较少的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
相信科学，却不相信科学家？科研圈《环球科学》杂志旗下综合性学术传播与服务平台。
疫情具体会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LSE 报告指出，当科学建议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科学更容易受到质疑。例如过往研究案例显示，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orth Atlantic Fisheries Organization）曾经为了渔民的经济利益，不顾科学的生态评估建议开放多种鳕鱼的捕捞，类似这样的决策“要么诋毁科学，要么无视科学”。
这次疫情期间，在美国关于封城的辩论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科研中的丑闻也可能会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本月初，在《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两大医学顶刊同日撤回羟氯喹相关研究后，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对《卫报》表达了这种担忧。
澳洲国立大学（ANU）传染病学教授、前世界卫生组织（WHO）顾问彼得·克里格农（Peter Collignon）指出，同行评审过程本该是严谨的，“这些看起来很可疑、甚至可能伪造的材料不知怎么就通过了这个程序，这确实会损害信任。这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有些人本来就不相信科学，现在他们要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编造的呢？’”
为了区分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调查中分别设立了不同的问题。涉及对科学看法的问题包括：是否对科学有信心；是否认为科学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是否认为研究疾病是科学的一部分。涉及对科学家看法的问题则包括：是否对科学家有信心；是否相信为私企工作的科学家为人诚实、对公众有益；是否相信为大学工作的科学家为人诚实、对公众有益。
调查发现，大众可能在整体上相信科学，但对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提出质疑。
报告总结，经历流行病“不会影响大众对科学作为一项事业的看法，也不会影响大众对研究疾病研究作为科学的一个方面的观念，但是这会显著减少大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和对他们工作价值的认同”。具体而言，“他们继续相信疾病相关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参与科学事业的个体的诚实品德和公德心的信任减少了。”此外，这种影响只针对科学家，大众对医护人员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18～25岁人群更易受冲击具体而言，18 到 25 岁人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更容易受到冲击，尤其是受到科学教育较少的群体。相比之下，在其他年龄段经历流行病的人群，和自身受过较多的科学教育的人群观念上的变化较小。
此前有社会学研究认为，人们在青春期末期和成年早期最容易发生观念转变，此后观念趋于固定并维持一生。这一观点被称为敏感期假说（impressionable years hypothesis），并且得到了神经科学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支持。例如，2014年 Giuliano 和 Spilimbergo 研究发现，18 到 25 岁时经历经济衰退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运气比努力重要，并且这种观念会持续一生。
还有研究表明，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和科学教育有关。LSE 报告将 18 到 25 岁人群进一步细分，其中一组是科学教育程度为小学水平或以下，另一组科学教育程度为高中水平或以上。对比发现，这一年龄段人群对科学态度的变化主要是由受科学教育较少的群体驱动的。额外的分析表明，这种差异不能归因于流行病导致的受教育中断。
此外，人们的观念变化也和流行病规模有关。这里的流行病规模定义为受调查者所在国家中病例数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经历过较大规模流行病的人群对科学家的信任下降更多。
科学教育有助于塑造信任这次新冠疫情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全方位的影响，科学也无法置身事外。研究团队在新闻稿中指出，尽管目前无法判断新冠疫情会如何影响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认知，但是从过往数据看来，疫情可能让大众更不信任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包括质疑他们的诚实，以及他们的工作对公众的价值。那些处在观念形成“敏感期”的年轻人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至少，我们的发现表明公共健康领域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关心科学传播的人应该更加努力，思考如何对公众传递可信任和诚实的形象，以及当下处在敏感期的年轻一代会如何看待（科学）。另外，我们的结果显示科学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帮助。”研究团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