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上关于女性“话语权”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小孩子跟谁姓”这种问题，也能吵得不可开交。不管随母姓对于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有没有促进作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家里，大部分女性没办法拥有“让孩子随我姓”的话语权。有人提出了，如果女性足够强大、足够独立，经济地位足够高，那凭什么不能让孩子跟我姓？这甚至也能延伸到很多家庭问题的解决，总之一句话，“女性要上进”。但“上进”，其实这也没那么简单。
即使女性受过了良好的教育，有进取的事业心，很多时候也会在家庭的决策中败下阵来。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从小学霸，名门高中、国内名校、美国藤校一条龙，硕士毕业之后进入市场行业工作，也算是小有成就。前些年，她结婚不久，就举家搬到了美国湾区，然后……她过起了后院种菜、出门遛狗、朋友圈晒娃的日子。是她不想工作么？她也是倒不尽的苦水。朋友都在东海岸，在湾区人生地不熟，跟邻居也聊不到一起去，严重缺乏社交。
尽管丈夫薪水丰厚、全家吃穿不愁，自己却没有收入，甚至动起了当代购的念头……但要出门工作呢？日托太贵，工资一大半钱都得赔进去，还得多交不少税。现在只有等两个娃都上了学才能抽出点时间想想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在外人看来事业有成的“高知女性”，在职业选择上依旧有如此多的“不自由”？
在一个家庭做出育儿的选择的时候，牺牲的很有可能是母亲的职业——暂停工作，放弃上升通道等等，这被称为“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2012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美国人口研究表明，相比起没有小孩的女性，每多一个小孩会让妈妈的工资减少5%。而如果有好的育儿选择，有多达41%的女性都会选择薪水更高的工作，有26%会寻求升职。那么，育儿的选择在哪里？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并不是一个生育福利很好的国家——母亲都没有法定的带薪产假，更别说父亲了。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公立的育幼机构；生育之后照顾小孩的职责，要么由家人来完成，要么交给市场来完成——送去私立的日托，或者请保姆。这样的安排，现实上造成了许多女性不得不面对小孩子无人可管的现实。再加上美国“核心家庭”多（即夫妻和小孩独立居住），祖父母帮忙照料小孩的情况不如国内普遍。
据美国发展进步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项调查，有一半的美国家庭在照料小孩上“有困难”；其中，困难包括日托/保姆花费贵、质量低下、难有空位等等。而照料小孩有困难的母亲，比起没有困难的母亲而言，会多12%的可能性放弃工作（父亲仅有1%的差别）。
根据 Care.com 的一项调查，在美国，有了娃的妈妈们有50%都选择了“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或者兼职工作，有26%干脆辞职。妈妈们在做出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要外出工作，究竟要挣多少，才能填补育儿带来的空缺？而另一个考虑是美国的税制——如果不工作，能省多少税？美国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全家人的收入放在一起算，有一定免税额、累进制报税。
如果双亲一方有稳定收入，那么若是另一方不工作，整个家庭收入可以少交很大一笔税。很多时候，省掉的税加上省掉的育儿开支，一来二去，若是母亲“回家”不挣钱，反而是一个“省钱”的选择。那我们干脆就来算笔账吧！一笔“回家”帐因为美国各个州的税率不同，女性就业市场有区别，各个地方找日托和保姆的费用也不一样，妈妈们所面临的余裕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从 Care.com 上找到了美国66个城市的日托均价，从人口普查数据中获取这些地方的男性、女性和家庭收入中位数，并用一系列公式计算了各地的税率。我们假定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小孩，家里按3个人报税，并且有一个小孩需要照看。结果显示，平均下来，如果女性不工作，那么一家人可以省下来2000-7000美元不等的税；而在大多数地方，一年日托的价格就高达8千到1万5千美元不等。
这两项加起来，平均占掉女性收入中位数的57%，全职女性收入中位数的41.6%。而女性若是有一个需要日托照料的小孩、并选择继续工作的话，能够“剩下来”的钱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全体女性平均下来能够剩下1万美元左右；全职女性能够剩下来的比较多，平均接近2万5千美元。若是两个或者以上的小孩需要日托照料，甚至会出现“倒贴”的情况。
实际上，很多职业女性不得不做一些“灵活”的安排，例如一周只送小孩两三天天去日托，剩下的日子拜托祖父母或者亲朋好友照料；或者自己兼职工作，剩下的时候另作安排，等等。但正如前面所提到，这些“灵活”的安排，都会占用母亲的精力，成为其职场“母职惩罚”的一部分；而这种“母职惩罚”导致的收入减少，又会使母亲们在育儿的开销上入不敷出，进一步把她们“推回家”。什么地方的女性更容易“回家”？
在有数据的城市中，我们发现，旧金山和西雅图两座以科技产业为主的城市，女性收入更高；其它一些新兴城市，例如丹佛、奥斯丁（得克萨斯州）、罗利（北卡罗来纳州）等等女性收入也不低。而其中，西雅图的妈妈们算是比较幸运，在华盛顿州的低税率和相对便宜的日托价格下，出去工作的妈妈们能够剩下来的钱比较多，超过2万美元；全职工作则能剩下接近4万美元。
而在圣何塞、波士顿这样的地方，同样是高科技产业、女性收入高，但因为日托价格高昂、税率高，反而剩不下太多钱，不如在亚特兰大、堪萨斯城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实惠”（算是美国的二线城市吧）。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女性收入本身就低，可以省下来的钱就更少了。比如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女性收入中位数的80%要交税、交日托，剩下来的钱不足4千美元；而在密苏里的斯普林菲尔德，全职工作的女性，也只能剩下1万5千美元。
那么……孩子爸呢？上面是我们计算了妈妈的收入的状况。那么爸爸呢？“家庭煮夫”的选择和“家庭主妇”相比，哪一个更加经济一些？如果女性强烈希望回归职场，那么男性是否可以代替女性做出牺牲？不得不说，母亲这个角色和育儿天然捆绑在了一起，大部分时候我们谈论的都是母亲回家而不是父亲回家。但假设我们有一个平行世界，爸妈有着同等待遇，那么我们也来算算看是什么情况。同样的数据、同样的公式，只是对象换成了男性。
一个显著的结果是，在美国，男性的收入比女性高，所以男性若是投入工作的话，育儿指出和额外收入要缴纳的税金加起来，平均只占收入的46%（女性57%）；全职工作的男性，则只占38.3%（女性41.6%）。男性平均能为家庭额外带来1万8千美元收入（女性1万），全职工作的男性则能带来超过3万（女性2万5）。要指出的是，男性收入比女性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不必承受女性的“母职惩罚”。
而在男性收入高的现实下，一个家庭也更容易做出牺牲女性事业的代价、加强这种“母职惩罚”，从而形成定势循环。这种差距在美国各个地方也有区别。让人意外的是，在西雅图、湾区这样的地方，虽然女性收入高，但是男性收入更是不成比例的高，导致男女收入的差距十分大。投入全职工作、扣除育儿和税之后“剩下”的钱，男女差距最大的是西雅图，其次是圣何塞；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地紧随其后。
反而是底特律、巴尔的摩、孟菲斯这样的“大老粗”城市，差距较小。而女性收入较高、男女收入比较“平等”的城市之一，是北卡的杜勒姆（Durham，杜克大学、北卡教堂山大学等鼎鼎大名的高校都在这附近，教育产业发达）。我茅塞顿开了——那些在湾区、沿海大城市居住的高知女性，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创意行业工作，但依然会受到“母职惩罚”的影响。
男女收入的不平等，在这些地方更加明显，那些本身收入高、更“自由”的女性，在高企的育儿支出以及不友好的生育、税收政策的影响下，也会陷入到育儿和职业的两难选择中。实际上，美国大城市女性“回家”的趋势，近些年来也正在抬头，我的那位湾区朋友并不是孤例。我们能从美国学到什么教训？美国的市场化育儿政策长期受到诟病，在OECD国家中可以说是吊车尾。
一方面是联邦和各州政府并没有将家庭和女性的需求摆在首位，另一方面也缺乏政策制定的动力和能力。这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即使不谈女性权益，相当多的家庭也因为高昂的育儿开支而背上了债务，或者被迫选择推迟生育、不生育。而对女性，除了经济的负担，也有职业的、心理的、个人价值的负担，这些都不是“我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育儿的负担也大部分放在了家庭上。
育儿服务愈发市场化，传统家庭和社区也日趋解体，雇主和国家都难以提供高效经济的育儿服务。而“母职惩罚”也十分明显——就业中，育龄女性频频遭遇歧视，晋升通道狭窄。更雪上加霜的是，在中国，男性进行家务的时间远远少于女性，这让女性的负担更重了。男性每天仅有91分钟的家务劳动（也就是 unpaid work，包括家务、购物、照顾小孩等等），仅为女性（234分钟）的一半不到。
（相比起来，美国男性每天会有150分钟家务劳动，但比起挪威的168分钟还是差了点。）政策也非常重要。有时候，看起来对“家庭”和“育儿”友好的政策，可能是对女性不公平的。比如美国的家庭联合报税，这个安排乍看下来是对育儿的家庭友好的（能省钱），但的确也是20世纪前半期“福特制”（Fordism）的遗留产物：一个人主外有稳定工作、一个人主内照顾家庭的生产模式，在当时能够提供足够稳定的社会保障。
而这样的政策，或许在现在已经过时了。美国掉过的坑，我们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两会里正在热议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并不是类似于颁发“父母合格证”这样的表面功夫。一个这样的社会需要以各种方式承担育儿的成本，而不是全部都压在女性身上。
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下一代，那么男性、雇主以及国家都需要尊重他们的母亲，理解母亲们的需求——其中就包括职业发展与收入提升，让女性不必在这二者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在家庭和社会两端都能够释放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