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赞美与批评在科学家身上来回切换，公众究竟是如何评价科学家的社会形象的，这引起了科学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开展了湖北省新冠肺炎疫区居民系列调查，其中一个主题就是疫情中公众对科学的认知、态度和评价，调查在2月初和3月底进行两轮，问卷调查对象包括了12000多名湖北居民。
6月3日第二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首次分享了这一调查结果。总体而言，疫情期间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好评度达到了2000年后的历史最高点。但赵延东认为，必须警惕过度拔高科学家形象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在战“疫”过程中，科学家在科研、临床、防控一线充分展示了科学的力量，公众对科学抗“疫”也有着强烈的信心。
2月初，有71.9%的受访者认为科学家可以研制出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的药物，只有3.7%的人认为无法研制出有效治疗药物。而且，多数公众对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信心满满。3月底，有79%的人认为中国“会最先研制出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反映到对疫情信息源的选择上，两次调查中均有超过九成的人（93.7%、90.6%）认为专家或科学家提供的疫情信息可信，在各类人员或机构中排名居于前列。
不仅如此，公众对于医生和科学家的信任程度仅次于亲人，高于政府、警察、新闻媒体等。值得反思的是，作为科学家提供疫情信息、进行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介，新闻媒体得到的信任度还不如邻居，这就可能造成科学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赵延东认为，科学家形象和媒体形象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复杂的交互作用，重要的是知道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从而把原本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转化为科学传播的效果。这对将来的新闻媒体工作是有启发的。
公众对科学家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总体表现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超过了八成，2月初达到89.8%，3月底为83.4%，明显高于地方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略低于医卫工作者和中央政府。除了总体评价，调查还把科学家的表现分解为了三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是科研水平、诚实可信度、与公众沟通交流。2月初，三方面评价给出好评的比例均超过了80%。二次调查中，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80%左右的高水平。
其中，公众对于科学家科研水平的评价是最高的，诚实可信度次之，与公众沟通交流则相对较低。对此，赵延东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公众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对科学信息以及与科学家互动的需求，可能超过了科学共同体原有的认知。“随着科学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普通公众已经意识到，面对科学技术，我们是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因此，一方面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评价、干预科学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加。”赵延东提到，这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让人意外的是，尤其在疫情前期，公众对病毒科研进展的关注仅次于防治方法。“这是在提醒科学家，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已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而是全社会的科学。”面对这种需求，他认为，科学家必须开展高质量的、有科学基础和依据的传播。
“如果科学不去占领互联网，伪科学就会去占领，科学家根本就没有退路。”之所以现在公众对与科学家的沟通交流不满意，赵延东分析，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家长期缺乏积极展现自己的形象或者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能力和动力，这并不是在这次疫情中才暴露的问题；另一方面，此次疫情中的舆论环境，让科学家对于公开发声心存疑虑，以致他们采取了消极应对的策略。
“我们越来越缺乏一个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撕裂触目惊心。越是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认可。”这样的舆论空间让赵延东极为担忧。“互联网需要简单粗暴、立场鲜明的答案，但科学却是模糊的、渐进的、容错的。在一个并不崇尚理性、中立、客观的空间，科学传播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碍，科学家很难成为赢家。”
与常态社会相比，新冠疫情是一种非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形象有什么变化，是研究者尤为关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在2011年和2017年开展了两次“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形象调查”。赵延东指出，相较而言，疫情中公众对科学家科研水平和诚实可信度的评价，可谓“稳中有升”。2000年以后，在社会整体信任度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公众对于科学家和科学的信任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在他看来，这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对科学家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但是，赵延东多次强调，必须警惕过度拔高科学家形象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看待公众评价有一个重要前提，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是否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充分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他说，“如果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新冠病毒暴发后恨不得让科学家在一天之内就研制出疫苗和特效药，做不到就拿科学家‘开刀’，那么，今天他们可以把科学家捧上‘神坛’，明天就可以把科学家绑上‘祭坛’。”事实上，疫情中科学家的形象也确实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多面的，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相互撕裂的。
“当下，公众对科学家无论是高度信任，还是批评攻击，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盲目性，公众对于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家在做什么等问题的答案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以及科学家形象必然是十分脆弱的。”赵延东说道。因此，他提出，科学共同体应该居安思危，在进行任何科学传播、与公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守住“实事求是”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