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红
2020年5月21日凌晨，我醒了，天微微亮，看看手机：4点几分。我想了一下，决定在这万籁俱寂之时起床，将贝聿铭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写完，以结束这次漫长的写作过程。文章应该是4月19日开头，整整一个月了。
我打开计算机，在前一天的文本上继续写作......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终于写完了。查看字数：2.7万字，25页。太长了，必须缩减。否则，编辑会头痛：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文章？我们之前不是约定每篇文章在6000字左右吗？
这也是我掩卷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写这样长的文章？对贝聿铭一生的研究持续了两年，它源于我两年前的一次偶然阅读，以及2015年开始的李佩研究。
2017年5月的一天，我在小镇图书馆翻看新一期的《建筑文摘》，封面的一行字吸引了我：HAPPY 100TH BIRTHDAY，I. M. PEI。“啊，贝聿铭与李佩同龄？他还活着？”我好吃惊，我原以为他是像老古董一样的人。我立即阅读这篇文章，“他与李佩有共同经历，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可是他为什么在1950年代没有回国呢？他想过要回中国吗？”
此前一个月，2017年4月5日，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参加郭永怀李佩追思会。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我是在2000年做科学时报社记者时认识李佩，成为忘年之交。从我家步行到李佩家只需要十多分钟。十多年了，我以为自己很了解李佩了。2015年我作为《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开始仔细研究李佩的生平，发现了另一个李佩，即1956年从美国回国前的李佩。
对李佩的研究越深入，我脑子里的问题越多，我开始关注19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群体。国内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口径大同小异：不顾美帝的阻挠或诱惑，放弃优越条件，回到新中国。家国巨变的时代，每位学者在回国问题上的选择，因人而异，并非一句笼而统之的“爱国”所能概括的。
2009年我随家人到美国定居后，陆续读了王德禄、杜开昔等2013年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2003年出版的《中国人在美国》，发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约6000名，1950年代回国的约1200人，占总人数的20%。
著名的回国学者包括华罗庚、邓稼先、朱光亚、钱学森、郭永怀等；没有回国的著名学者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林家翘、吴宪等。
在讨论1950年代归国学者问题时，回国和未回国学者都是当时学界精英，他们均为世界和中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回国与否的选择上，他们有各自具体的原因。
2017年5月，在波斯顿举行的“剑桥沙龙——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研讨会”上，科学史专家姚蜀平、王德禄等提出，应该将1950年代留美中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在2010年之前，我的阅读和采访经历只让我看见“大象的一部分”。国内媒体在报道归国学者时，主要写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的贡献，报道未归国学者的著名学者时，主要提及他们的成就，基本不提及他们当时做选择时的真实心路历程。
我想弄清楚这段历史。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贝聿铭是世界级建筑大师，他设计了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巴黎卢浮宫的玻璃塔、香港和北京的中国银行大厦等，仅此而已。我希望通过对贝聿铭人生经历的研究，分析当时这批未回国学者的心路历程，看看“大象的另一部分”。然而，始料未及，这段漫长的研究旅程将我指向更多未知的领域。
2017年5月，在读完庆祝贝聿铭百岁生日的文章后，我打算到纽约采访他，未果。
然而，贝聿铭是世界顶级建筑师，英语世界至少有三本传记，还有丰富的视频资料，中文世界也有不少文章。在这些详实丰富的资料中，我读到他的一段回忆：“战争阻止了我的回国计划。当时，我的爱国情怀来自中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1931年入侵满洲，1937年入侵上海，我始终记得这几个年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之后，我原打算回国，但中国正在打内战。虽然我准备回国，但父亲让我留下来。
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忠告，我很感谢他。”
1935年，18岁的贝聿铭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从未想过要留在美国。他说：“我是来学习的。我这一代中国人都有很强的爱国心，我想使中国变得富强，并为此出一份力。”彼时，听从父亲建议留在美国的学者，不止贝聿铭一人。1950年1月12日，27岁的杨振宁在给物理学家费米的信中写道：我父亲强烈反对我回中国，因此，我决定留下来。复旦大学前校长、物理学家谢希德则是另一个故事：她没有听从父亲谢玉铭的劝告。
1947年，26岁的谢希德赴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留学，195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因美国已阻止学理工科的中国学生回国，她赴英国与曹天钦结婚，1952年8月从英国启程回国。当时，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在菲律宾任教，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
”谢玉铭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厦门大学；1932-1934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赴菲律宾任教，1968年定居台湾，1986年在台北逝世。谢希德1952年回国，直到父亲1986年去世，父女再未会面。她回忆道：“父亲写信要我留在美国或英国，我于1952年回国后曾多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我猜他对我不听他的话很不高兴。”
1986年3月，谢希德在美国芝加哥访问时，接到父亲于3月20日在台北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她说：“我们父女四十多年没见面了。他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1990年5月17日，谢希德在接受王德禄的采访时说：“1952年，我和我先生曹天钦要回国的时候，父亲不赞同。我想，如果当时我留在美国，美国有可能允许我留下来，我回国后给父亲写信，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对贝聿铭的研究，还让我看到太平洋的另一端。1948-1949年，在大陆的中国学者们也面临去留问题，他们各自奔向荆棘丛生的事业朝圣之路，壮志凌云。1948年12月，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建筑师梁思成在民国政府抢救学人南下名单之列，他选择留下；1949年5月，他出任北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写信邀请国内外同行赴北平建设新首都，包括美国的贝聿铭和上海的陈占祥。
百年回首，作为同一时代的建筑师，贝聿铭和陈占祥的人生之路对比，令人扼腕叹息。陈占祥年长贝聿铭一岁，1930年代上海万国博览建筑群的兴起，激发了两人的建筑师梦想。他们负笈欧美，幸遇伯乐，成一代翘楚。1948年5月，31岁的贝聿铭离开哈佛大学到纽约一家地产公司，开启建筑师生涯；1949年秋，33岁的陈占祥谢绝了赴香港做香港规划的邀请，10月从上海到了北京。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合作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因与苏联专家观点相左，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受到批判，陈占祥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2002年，85岁的贝聿铭为故乡苏州设计博物馆；2001年3月，85岁的陈占祥在北京逝世，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的挽联概括了他的一生：惜哉西学中用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痛哉历经苦难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和众见。
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建筑师，1950年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为保护北京古城呕心沥血。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含恨离世；梁思成在“文革”中受尽摧残，1972年1月9日病逝。1994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出版了为老朋友写的传记：《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
汉学家史景迁为此书作序，他写道：“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时，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意识中获得其应有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病痛缠身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1978年竣工的美术馆东馆，相比较于新古典式博物馆的雄伟建筑，新馆比例更重视人体的尺度，老少皆宜，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1981年底，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极为欣赏这一建筑理念，亲自邀请贝聿铭为巴黎卢浮宫改建项目建筑师。
2017年4月26日，为庆祝贝聿铭百岁生日，美国国家艺术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公开学术讲座，回顾他设计美术馆东馆的天才构想，他手绘的平面结构草图，作为馆藏永久收藏。
2019年5月26日，刚过完102岁生日的贝聿铭在纽约家中安祥离世，英国《卫报》报道：建筑大师辞世。他为世界留下卢浮宫金字塔。1982年，法国新任总统密特朗打破公共建筑必须公开竞争的规定，聘请贝聿铭为巴黎卢浮宫改建项目建筑师。
他“独断专行”般的自信源于他的历史文化修养，但遭到法国建筑师团体和全法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媒体谴责他为复辟帝制的“密特朗一世，企图以玻璃金字塔为自己树碑立传”；贝聿铭在法国成为“全民公敌”，“过街老鼠”。1989年，落成之初的卢浮宫金字塔不仅成为巴黎和世界艺术的新地标，也成为建筑教书中的经典案例，密特朗和贝聿铭的名字铭刻进卢浮宫的历史，成为法国的国家英雄。
在历史的时空中穿梭，我想起1950年代，林徽因为保护北京皇城八百年的古建筑，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执，梁思成扶城墙痛哭的情形。卢浮宫比故宫更古老，它始建于1204年；200多年后，1406年，北京开始建紫禁城。20世纪，贝聿铭为卢浮宫建一座玻璃金字塔，让这座古老的皇宫走向未来；梁思成林徽因穷尽生命之力，用现代建筑学方法解读中国古老的宫廷建筑，他们的名字，成为万古人间北京城的一部分。
回顾历史，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贝聿铭希望世人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他的人生。在阅读、研究了有关贝聿铭的多本英文传记、中英文文章后，我决定从自己的视角理解贝聿铭的一生，追溯他18岁之前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作品的影响。对贝聿铭的研究让我回到明代的苏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上海。
他是苏州贝氏家族第15代，第一代祖先大约在1370年代落户苏州，建基立业；1927-1938年，贝聿铭在上海的少年青年时期，正在兴建的海外滩万国建筑群，激发了他的建筑师梦想，当时正是上海外滩百年建设的第三阶段。
贝聿铭2019年5月离世后，他在纽约的住宅公开出售，这是一幢四层别墅，位于曼哈顿中央公园东南面。我惊诧地发现，这幢由贝聿铭于1974年购买并改建的住宅，像极了他父亲1934年在上海落成的四层别墅：室内即有电梯，也有玻璃天顶下的旋转楼梯、室外是苏州园林般的小花园。上海和纽约，是贝聿铭生命中挚爱的两个城市，上海点燃了他的建筑师梦想，他在纽约成长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
从1948年到2019年，贝聿铭在纽约生活了71年，他为这座城市留下6座公共建筑物。他热爱上海，1947年哈佛研究生毕业的设计题目，他选择为上海设计一座博物馆，这是他献出上海的礼物，然而，蓝图从未变成现实。
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波斯顿、芝加哥、纽约，到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波恩、日本的京都、中国的北京、香港、台北、澳门和苏州，贝聿铭在世界各地缔造了伟大的作品，它们像镶嵌在地球表面的钻石，晶莹剔透、熠熠生辉，但上海却没有一幢他的建筑，这应该是一种遗憾。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我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解读贝聿铭的一生，并写出一段尘封的历史：中国20世纪第一批建筑师的命运。再回首，我发现虽然李佩和贝聿铭同一年出生，而且我对李佩更为熟悉，但李佩一生的经历更像一部断代史，我了解她1956年从美国回国的经历，但她在1956年前的经历，却如云雾般朦胧；我未曾见过贝聿铭，但他的一生经历清晰可见，而且，他还有三本以上的英文传记。我会继续这一段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