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时我出差去了一趟北京。简单休整过一晚后，次日一早我便兴冲冲直奔北京动物园。相隔十二载，故地重游自然是良多感慨。
和儿时一样，动物园里最吸引我的依然是狮子、老虎这类大型猛兽。稍有遗憾的是，尽管里里外外仔细逛遍了整个虎山，我却并没有见到豹。当晚帝都的大学同学请我吃东来顺，在铜锅升腾的热气里，我想到今天未见到的豹，好奇问了他一句：“你知道北京之前是有豹子的吗？”“知道，不就动物园儿里嘛！你今天看到了吗？”
北京动物园始建于1906年，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如今北京动物园的正门即原农事试验场的正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豹的认知和大多数人一样，来自于有限的动物园游览经历。然而就像里尔克笔下的笼中困兽一样，在钢铁森林中展出的豹，大多刻板而呆滞，蜗居于狭窄单调的笼舍，整日往复踱步。一方面我陶醉于豹优雅的姿态与华丽的花纹，另一方面我害怕见到这样死气沉沉的豹。豹是属于荒野的，可城市的扩张抹去了太多荒野。
1862年（清末），一张豹皮几经辗转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被大英博物馆的学者们收购。时任大英博物馆动物学部门的负责人约翰·爱德华·格雷在描述这张皮毛时，误以为是产自日本的豹，遂将其命名为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后经追溯皮毛贩子的记录才发现，这张豹皮来自北京西北部的山区，即今天北京昌平、延庆一带。在遭到捕杀前，这只豹子曾游荡在苍茫的太行山区，那是它世代繁衍的故乡。
而这只豹所代表的家族，便是华北山区的顶级掠食者——华北豹。
华北豹是我国特产的珍稀动物，同时也是豹在中国分布最为广泛的一个亚种，因此在一些文献中也称其为中国豹。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算得上是华北豹真正的模式产地。或许你很难把如今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高楼林立的北京，同豹这样的大型猛兽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过去的文献里，北京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在2016年5月出版的学术期刊《PeerJ》中，全球科学家查阅了1300多份资料，得出了这样个结论：“豹已经失去了近75%的历史栖息地”。其中，华北豹所占栖息地在整个豹家族的现存栖息地中仅占2%，与历史情况相比，其栖息地丧失了约96%~98%。不幸的是，虎、豹等大都栖身于中国东部，包括北京。
从自然条件上看，北京郊外的山地面积约为1万平方千米。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界处，太行山和燕山两座山脉在此交会，如同一面半圆形的高墙，阻挡了来自内蒙古高原的西北风，在局部形成了适宜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一气候雨热同期，非常适合植物生长。此外，北京的山最高海拔不过2000米左右，高度带来的气温降低对山地植物影响甚微。在城市发展起来之前，北京的郊区曾很适合动植物生长。
那么，豹去哪了？
或许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豹的消失。栖息地消失，北京的森林在历史上曾遭遇过毁灭性的大片砍伐。尽管后续采取了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补救措施，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可由于大多是由人工纯林取代了过去的针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十分有限，故而虽然北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历史峰值，却无法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提供足够的食物。
野猪、狍子等大型有蹄动物由于食物不足日益稀少，而它们恰恰又是华北豹的主要食物来源；加之公路建设等缘故，荒野被分割成了一个个互不连通的小孤岛，食物不足自然留不住豹。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后，京郊地区不加节制的捕猎和时至今日依旧猖獗的盗猎。赶尽杀绝式的狩猎模式，直接导致豹的主要猎物，狍子、野猪等有蹄类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同时也消灭了很多豹。即便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后，北京山区的盗猎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在枪支管理加强后，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的钢丝套、兽夹等成为主要的盗猎手段，下毒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近年来还有了电网这一丧心病狂的狩猎手段。
据研究人员多次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华北豹在北京一直顽强地坚持到了2005年。在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狼消失后，华北豹继续在北京的山野中坚持了数十年。这或许得益于华北豹出色的捕猎能力和顽强的环境适应力。而此后十余年间，京郊的豹再无音讯。
然而华北豹的未来并非黯淡无光，北京也未必会永远失去豹。2017年时，公益环保组织猫盟CFCA的“带豹回家”计划正式启动。经过评估沿途物种多样性和食物丰富度后，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计划具有较高的可行性。2019年这一计划的成果开始逐步展现——人们在距离北京密云仅100余千米的河北承德发现了豹。
实际上“带豹回家”还有后半句——“修复荒野”。豹的生存依托于优良的自然环境，豹的存在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体现。因此，华北豹作为当地生态的伞护种，代表着华北最后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带豹回家，不仅是让消失已久的华北豹重新回到北京，也意味着同时需要修复华北豹的扩散廊道，唤醒人们对身边荒野的关注以及守护的热情，让人学会与自然和谐地共处，让太行山脉重新焕发生机，长出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