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AI的“人性”和“灵性”的探讨。机器是否能够思考？如何看待机器的“人性”和“灵性”？如何看待机器的道德地位？这些问题是不是也让你感到困惑？最近，《知识分子》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刘哲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徐英瑾博士和王球博士，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蔡文菁博士聊了聊AI的“人性”和“灵性”。
如何判断机器是否能够思考？“图灵测试”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方案。这个方案由图灵在1950年提出，用来判断机器能否思考。被测机器和真人一起，通过语言的方式（例如通过打字）和人类“考官”自由交流，如果考官无法分辨出被测对象是机器还是真人，则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试。迄今为止，还没有机器能通过不限制谈话领域的图灵测试。然而，如果不把图灵测试限制于自由交谈，机器的复杂行为则已经能“骗过”人类。
基于一张图片，小冰就能“触景生情”地写出一首朦胧的中文现代诗。可以说，微软小冰在“写现代诗”这个领域，已经表现出了和人类相近的能力。在大众的直觉里，诗歌写作这个领域和方程组求解不同，更能展现某种独属于人类的情感和创造力。在小冰的真实身份没有披露之前，读者不会怀疑这些诗句是一个多情的人儿所写。可以想像，敏感的读者甚至会对诗人动情。
小冰不是孤例。近年来，AI系统已经越来愈多的领域表现得“富有人性”。2017年1月，谷歌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化名Master重出江湖，并在各大围棋论坛上与中日韩顶尖选手过招，斩获60场不败的战绩。其手下败将包括“棋圣”聂卫平，日韩顶尖棋手井山裕太，朴廷桓，以及曾经高调宣称一定能下赢AlphaGo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
对于和AlphaGo对弈过的棋手来说，AlphaGo更像是一位“得道高僧”，而非算法和程序。“棋风”、“大局观”，都是用来形容人类棋手的词语。当这些概念被用来形容一个围棋程序，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程序，又如何懂得“围棋真理”？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否知道微软小冰和AlphaGo背后是程序，是否理解它们背后的算法原理，人们都从这些AI的表现中感受到了某种“人性”，甚至是“灵性”。
事实上，大众以拟人化的方式理解AI应用的现实，已经被一些哲学家视作伦理上的新挑战。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刘哲教授主导编撰的《中国机器人伦理标准化前瞻（2019）》中，“去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其中的重要考量，即是因为当下的许多AI应用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工具和机器，而越来越被人类当作“伙伴”，获得了人类丰富的情感联结，也越来越容易被当成道德主体去考量。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AI呈现出的这种“人性”和“灵性”？当前的AI真的具备一些“人性”吗？如果从当前基于机器学习原理和大数据训练AI技术应用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从事多年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徐英瑾教授看来，人类智能的关键是领域切换的能力。AlphaGo的下棋能力超越了所有的人类，却仍然无法评价自己刚刚下完的一盘棋——而这是最差的棋手也能做到的事情。
为何人类会感叹机器有“灵性”？
但这些是对当前AI实现原理的解释，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认为AlphaGo有某种“棋风”和“大局观”。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大一些就会发现，人类本来就有一种将无意识的事物，看作有意识，或者拔高对方的意识水平的倾向，即所谓“泛灵论”倾向。这在世界各个文化的历史早期都普遍存在。在古人看来，打雷，刮风，是因为某个神灵发怒了。世间万物，尤其是那些自己会运动的事物，都是会思考，有意图地存在。
AI仅仅是“看上去”有人性，就不会带来现实的社会影响吗？上文中，我们总体上理解了为何人类会认为“当前AI系统具有‘人性’，而不是普通的工具和机器”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AI仅仅是“看上去”有人性，就不会带来任何的社会影响。
刘哲表示，人们现在已经会对虐待“机器宠物”的行为表现出类似虐待真正猫狗的愤慨，例如网上确有“讨伐”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测试人员“虐待”他们开发的“机器狗”的言论。
更现实的问题不是AI权利保护，而是保护人类不被AI欺骗。我们强调目前的AI技术让我们“直观”到AI的人性，并非真的为了保护AI，而更多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除了上文提到的，虐待机器人可能会损害人类自己的道德品质，更大的问题是过分拟人的、被大公司作为商品创造出来的机器人，可能会对我们造成更加实际的伤害和控制。
未来的AI，会拥有完整的“人性”吗？虽然当前的AI技术所构造的“人性”，本质上更多是一种“魔术”或“当局者迷”，称之为“拟人感”或许比“人性”更加准确。但未来，随着科技发展，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AI是否可能拥有“真正的人性”？更进一步，从心理和文化层面来说：如果AI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所造，而非如其他生命一样“自然”生成，是否就永远会被人类视作“二等公民”？
人造之物，如何成为人？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许多关于AI，机器人和克隆人的科幻作品的“母题”。在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中，人类创造的复制人在太空殖民地经历了史诗般的战斗，勇气与德性可能远超过人类，却不断被人类猎杀，只能“消逝在时间里，就像雨中的泪水”。在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小男孩大卫，被“养父母”抛弃后，不断寻找“蓝仙子”，以便成为真正的人类小孩，回到父母的怀抱。
在美剧《西部世界》中，供人类取乐的AI机器人们，在一次次“虐待”中觉醒，开始反抗人类主人，反叛自己的“奴隶身份”。
显然，重点不在于探讨这些科幻作品中的AI的技术可能性，而是考察科幻文化所反映的人类文化潜意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在其《技术哲学讲演录》中指出，人工智能的英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中，“artificial”又有“虚假”之意。
“这似乎反映出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某种不自信”，吴国盛写道。是否因为AI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就不会认可AI具有完整的人性，无论它们表现得多么拟人？
这牵扯到我们说的“造”是什么意思。在人类的自然生育中，受精，胚胎发育和新生儿的成长，是一个母亲无法也不需要理解的过程，但我们似乎能理解AI制造过程的每个细节。这种高分辨率的理解，似乎妨碍了我们将AI看做与我们同级别的智能。
不过，在徐英瑾看来，“未来真正智能的人工智能就不可控程度而言，会远远的超过现在的深度学习……未来的机器人是被设想成能够跟着环境的互动，在无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自主学习。它处于怎样的环境，也是不能够完全控制的，所以它将会形成怎样的‘机器人人格’，你也只能进行非常粗线条的控制，类似于父母对于孩子的性格，只有极为粗线条控制力”。如果控制过多，就会失去灵活性。“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如果我们再更高水平上去理解人类道德，就会意识到，虽然人权被默认赋予每一个自然人，但我们和他人的道德关系，却绝不只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意志，也取决于他人的意志。我们甚至可以把“道德主体”，定义为“有能力改变和他人的关系”的存在。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我们多么能共情自己的机器宠物，将其视作家庭成员，只要它无法主动改变和我们的关系，它就只是我们的“玩物”。
哪怕未来的人类极其富有同情心，将权利赋予AI，但我们恐怕仍然不能将这种“权利”看作AI具有完整人性的象征。
因此，按照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来理解未来的高级AI，甚至更加凸显了人类对于AI“获得人性”的心理障碍。这就好像父母对孩子，总是处于“既希望他/她独立，又希望能控制他/她”的矛盾心情中。当然，或许“AI反叛人类”是很刻板的想法。在蔡文菁看来，AI或许能够像小孩一样，通过“表现为超出我的预料，制造惊喜，提出自己的理由等等”，来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主体性，如同儿童的成长过程。
千年之后，人类的科技高度发达，我们是否能在由我们制造的机器具备完整的人性时，接受他们的人性？这个问题或许会永远处于争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