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口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儿童教育及发展日益成为新世纪全球关心的议题时，许多学者对中国儿童照顾展开研究。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作为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承受巨大的照顾压力。这种困境与我国缺乏对普通家庭儿童照顾的家庭政策及支持性服务有关；同时，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关系多样化，人口流动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儿童照顾精细化也加剧了照顾资源的紧张。
大量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祖辈发展出代际合作育儿方式。
隔代抚养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均十分普遍。《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即便3岁以后儿童上幼儿园，由祖辈直接抚养的比例也有约40%。
Ko和Hank（2014）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08年数据，发现58%的中国老年人曾经帮忙照顾过成年子女的孩子。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该比例上升至66.47%；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占70%左右。可见，隔代抚养成为我国家庭跨地域、跨阶层的儿童照顾主要模式。
尽管祖辈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隔代抚养的研究近年来也明显增加，但是目前研究更多采用一种“朝下的视角”。它们从父母（尤其是母亲）或者儿童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祖辈自身感受和经验出发，来探讨老年人的角色与作用，动机与行为，以及隔代抚养对老年人晚年生活影响，以及社会政策的意涵等问题。在隔代抚养和儿童照料研究议题上，祖辈主体性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把老年人提供隔代照顾看作是家庭义务，甚至还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习俗，老年人也很享受天伦之乐。换句话，老人带孩子不仅约定俗成，是应该做的，他们也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些刻板印象阻碍了我们对该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国际比较。
要破除“隔代抚养是中国社会特有现象”这个条框，我们不妨将其放在更大的尺度上。
牛津大学社会政策系Buchanan教授在2018年特刊卷首语《二十一世纪的祖辈》中指出，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的祖辈在抚养教育孙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根据《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数据，2004年欧洲大陆58%的（外）祖母和49%的（外）祖父参与照料15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Craig和Jenkins（2016）根据2006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发现，约60%的澳大利亚受访祖辈表示他们参与照料孙辈。即便在美国，Guzman（2004）年根据1992-1994年两项大型全国性调查数据发现，47%的美国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个比例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有大幅度提升，表现在祖辈与孙辈同住数量激增。
即便在中国，祖辈普遍参与儿童养育，成为仅次于母亲的主要照料者，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由此可知，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是一种全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