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道、阴茎。你能大声念出来吗？不用插科打诨或虚张声势的情绪做掩饰，用平常的语气念出来。说不出口的人，应该不少。在传统观念里，性是羞耻的，是不能被公开被谈论的；对于性，无知是纯洁。即便一桩桩儿童性侵案件凸显了儿童性教育的重要，可儿童性教育该教孩子什么、在实践中该如何开展儿童性教育，却很少被拿到明面上讨论。
有人认为，性教育就是告诉孩子，某些部位不要随便让他人碰。有人认为，性教育就是讲性交那点事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性教育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身体权利、性别平等、人际关系、健康、福祉、尊严等等。
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并出版小学全套性教育教学材料的国家。然而，这套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简称《珍爱生命》）的性教育读本命途多舛：2017年，杭州一位家长公开质疑《珍爱生命》尺度过大；2019年，有自媒体指责《珍爱生命》宣扬同性恋，之后，《珍爱生命》被迫下架。当前读本仍在修订中，暂无重新上架计划。
一面是国内外性教育专家和从业者的认可与赞誉，一面是家长的质疑与外界的指责。与性有关的问题，似乎总是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不同，但其内核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该如何看待性？
在《珍爱生命》中，孩子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充话费送的，而是“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精子与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在妈妈的子宫里安家”而孕育出来的。曾经引起争议的内容《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二年级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珍爱生命》这套读本一律用科学名称来称呼生殖器官。
之所以使用的词是“放入”而不是“插入”，主编刘文利教授解释，这是因为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学习阴茎会勃起变硬的知识（阴茎勃起的知识五年级的读本会提到），而他们了解到的阴茎疲软的常态让他们无法理解阴茎怎么“插入”阴道。
2017年，有家长拍下这部分内容发到微博上，质疑读本“尺度过大”，还写道“确定这学校里发的不是一本假书？？”在被多家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大众关于儿童性教育的讨论。当时，课题组曾发文回应，“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从2007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就在北京的打工弟子学校使用《珍爱生命》做教学试验。在开课前，刘文利会带着课题组对各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由于打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有限，没有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来参加培训的老师有教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还有教美术的、体育的等等。虽然专业方向不同，但老师们都面临一个共同难题——羞于开口。
在培训的时候，为了过“开口”关，刘文利会让老师们在心里默念“阴茎”、“阴道”这些词，然后再小声说，跟旁边的老师互相说，“刚开始（老师们）确实觉得不好意思，脸都涨得通红，我就说，你一定要说出来，至少要让旁边的人听到。”一对一的练习过后，刘文利让老师们自愿上台来对着全体参加培训的老师讲。
一开始老师们有些扭捏不愿站出来，在刘文利的鼓励下有老师起身站上讲台，虽然显得局促不安，但最终还是勇敢地大声说出了这些所谓“敏感”的词。
即便老师们习惯了在同僚前大声说出生殖器官的名称，到了真实的课堂对着讲台下的孩子，又是一关。经过培训，多数老师比较自信沉稳，会告诉学生“我们讲的是科学知识，请同学们用平常心来对待。”学生的反应和年级有关。
给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高年级孩子授课，有时课堂上会出现不好控制的情况；在给一二年级的学生讲授上述知识点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很平静。刘文利告诉果壳，“一二年级的孩子没有我们成年人想象的那种所谓的羞耻心，他们还没有觉得性是一个多么丑的事儿、是多么不好的事儿、是不能说的事儿。”因此，根据实际教学经验，性教育越早开展，越容易引导儿童了解并表达自己关于身体的感受。
性教育是价值观的教育。
韩雪梅从女儿三岁起就给她做性教育。五岁的时候，女儿跑过来问她，为什么童话里都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不能公主和公主在一起吗？韩雪梅告诉女儿，公主和公主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女儿又跑过来提问：公主和公主在一起，没有精子，怎么生宝宝？韩雪梅告诉女儿，世界上有一个叫精子库的地方，里面存放了很多精子。在女儿的想象中，精子库就像自选超市一样，一排排货架上摆着精子，公主自己选一个就行了。
“听上去很美好，她没有觉得这种方式有任何不好，”韩雪梅说，“从小就接受性教育有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她内心深处就认为人是平等的。”
作为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的创始人，韩雪梅从2014年起在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小学开设儿童性教育课程。当时她对比了多套性教育读本，最后选择了《珍爱生命》，“我不希望性教育变成一个单纯的恐吓式教育，让孩子认为性是肮脏的、可耻的、暴力的，这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的恋爱、婚姻。”
2019年，有自媒体质疑《珍爱生命》鼓吹同性恋，以及宣扬不婚不育丁克家庭。经过多轮发酵，《珍爱生命》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最终，整套读本被迫下架。新闻出来的时候，曾有老师给韩雪梅发信息说，“怎么有人这样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课”。韩雪梅告诉老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认为在做对的事儿、学生和家长都喜欢，我们就坚持开课。”
《珍爱生命》读本始终贯穿了性别平等的理念和思想。
读本在很多主题和内容中强调，家庭中的性别平等、校园中的性别平等、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在接受教育、选择职业、参政议政等方面，所有性别都应该有相同机会。读本还从尊重、平等、包容的价值观出发，向学生介绍多元性倾向内容，以防止基于性别、性倾向的暴力和欺凌。在五年级下册“青春期的情感”部分，一段内容主题是“爱情是美好的情感”，插图配了三张，异性恋、男男同性恋、女女同性恋。
六年级上册“性倾向”的部分介绍了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并写道，这三种形式是“人类性倾向的正常存在形式”。
对于鼓吹同性恋的质疑，韩雪梅认为，“孩子没有那么傻，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不是你给他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而且在课堂上讲的时候不是鼓励孩子要这么做，而是告诉孩子，同性恋是正常的性倾向，见到同性恋的时候要尊重、包容。”这种价值观不单单体现在对性倾向的态度上，而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韩雪梅举例说，打工子弟学校有一个班级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个省，只有两个孩子来自距离很远的其他省。因为方言不同，其他省的孩子就成了少数群体。“类似同性恋，作为少数群体，很有可能感觉到痛苦。如果大家都能接纳、尊重少数群体，不歧视和自己不一样的同学，就没人会介意谁从哪儿来的问题。”
读本中提到“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的歧视都是反人权的，必须禁止”。韩雪梅观察发现，学生在日常沟通的时候，会使用读本里的词汇。
她曾见过一个小个子男生对朋友说，“我个子小也不能歧视我”。韩雪梅告诉果壳，“读本相当于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刘文利说：“性教育当中价值观的培养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去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些年做下来以后，我们觉得性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开放、包容、多元、尊重的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珍爱生命》还涉及到交流、沟通、协商，该怎么寻求帮助、该如何拒绝等一系列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是性教育的重点内容。在性行为中，沟通、协商等技能十分重要。比如关于安全套的使用，要不要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谁来主动提出、谁来戴安全套？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双方如何沟通交流？再比如，如果对方的语言或触碰令人不舒服，要怎么说出来？如何明确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这不难让人联想到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女性常常需要面对的质问——你为什么没有说“不”？
在特定场合下说“不”，要有拒绝的沟通技能，要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和力量，要足够自信，要足够坚定。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孩子习惯于服从家长、老师等大人的指挥，习惯了一味接受、屈服于“权威”，在关键时刻，孩子如何能将拒绝的话说出口？说“不”的教育，其实深层是关于权利的教育。《珍爱生命》中明确提到，孩子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孩子应该懂得自己有发声的权利，有自我保护和受到保护的权利。
同时，读本也提到成年人需要尊重孩子的权利。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这点对于部分家长和老师认知的冲击，或许不亚于读本中对生殖器官的直白描述。
一天，韩雪梅提前到了学校，偶然间看到一个五年级的男孩蹲在墙角哭。男孩的妈妈是学校的老师，利用午休时间去看他，发现他上午的作业没有做完，就在学校当着其他人的面打了男孩。男孩觉得打孩子是不对的，妈妈侵犯了他的权利。
但在场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没有任何人帮助他。韩雪梅说：“孩子会感觉，他的现实生活和我们读本上描述的他应该享有的权利有很大区别。”在实践中，也曾有孩子向刘文利教授反馈说，自己家和读本里描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读本里提到，在家里爸爸妈妈都应该干家务活。可在孩子家里，孩子爸爸什么都不干，工作一天回家累了就坐那儿看电视或者玩手机。
孩子跟爸爸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了，爸爸也要承担家务，你是不是帮妈妈也干点家务活？爸爸却说：你这小屁孩，你怎么还管着我了？你有什么权利跟我来提要求？你还是我挣钱养活的。
《珍爱生命》一套12册，覆盖了1～6年级的12个学期，每学期安排6个课时，总共72课时。而在许多成年人的印象中，就算上过性教育课，恐怕也只有可怜的一节课。科普博主六层楼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上过这样的一节“性教育”课。
男女生被煞有介事地分成两个班，由一位严肃的教导主任亲自授课，讲到了梦遗之类的生理知识，引起了男生们的哄堂大笑。六层楼说，这堂课只持续了短短二十多分钟，很多东西都没讲明白，而学生们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通过街头的小广告、杂志等，对性有了模模糊糊的认识。到了中学赶上MP4开始在国内流行，男生之间会互相传阅一些音频和视频；家里有了电脑，上网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一些弹窗广告。
对于性的认知就靠这些渠道逐渐拼凑起来，“非常碎片，没有一个系统的认知。”
是否应该让孩子接受性教育，怎么教？教多少？不只是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性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都饱受争议。上个世纪初，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和公共教育的兴起，性教育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在那个年代，性对于公众来说仍然是个十分禁忌的话题，当时的性教育主要通过与植物和动物类比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人类的生殖知识。
一战期间，大量的士兵感染了性病，英美等西方国家成立了相关的性卫生、性病防治组织。瑞典是开展性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33年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性教育组织——瑞典性教育协会（RFSU）。自1955年起，性教育课程成为瑞典学校的必修课程，主张避孕和性传染疾病的防治。半个世纪以来，瑞典的性教育成果显著，不仅罹患性病的国民极少，未成年少女怀孕生产的情况也近乎零。
虽然性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重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对“性教育”这三个字讳莫如深，各国的教育者们都试图以不同的名称来掩盖性教育。上世纪初，丹麦以“母性教育”、“道德教育”等为名进行性教育；德国将性教育纳入婚姻与母性、人的发展等课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性教育更名为“家庭生活教育”。
二十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对计划生育的推动，催生了以“人口教育”为名的性教育，而随后80-90年代的艾滋病流行又促使许多国家将性教育重新命名为“艾滋病教育”，又或是更为中性的“生活技能教育”和“青春期教育”。鲜少有国家将性教育作为独立的课程教授，多数国家将性教育与生物、公民教育、社会研究或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
2007年的一项全球性教育研究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关于性教育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即一个普遍接受的术语。在相关课程名称中使用“性”或“性教育”等字眼，对于一些家长、教师或政治家来说实在是太过直白了。但是诸如“家庭生活教育”、“生活技能教育”或“人口教育”这样的名词，又不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正如一位非洲教育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到的复杂的数学，也许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用到；但对于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的性器官，他们一无所知、从未学过。事实上，《珍爱生命》这套读本一开始不叫“珍爱生命”。刘文利最早给这套读本起的名字叫“小学生性教育”，出版社觉得“性”字太扎眼，希望叫“健康教育”，降低敏感性。
但刘文利认为，“健康教育有自己的内容体系，我做的是性教育，健康教育中有性教育的内容，性教育里也有健康教育的内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领域。”后来出版社建议叫“性健康教育”，把“性”埋在“健康教育”中，刘文利同意了。再后来，出版社仍然觉得“性”显眼，建议放在副标题里，另起个主标题。
刘文利和出版社讨论的结果，把“珍爱生命”作为主标题，在“性健康教育”后加上“读本”，以区别于“教材”，即把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作为副标题。《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书名就这样诞生了。
连课程名称都无法达成共识，可以想象，课程内容引起的争议会有多大。要不要教孩子避孕的方法？要不要教孩子怎么自慰？不同的性教育模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当今国际社会的性教育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种是禁欲型性教育，又叫守贞教育（Abstinence-Only Sexuality Education）。另一种是综合型性教育，主要流派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全面型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简称CS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整合型性教育（Holistic Sexuality Education）。
禁欲型性教育拒绝婚前性行为，提倡守贞，从负面的角度宣扬婚外性行为和女性堕胎的后果，一般不会教授学生如何避孕以及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全面型性教育不仅会介绍与性相关的生理学、医学、社会文化等知识，还会提供两性关系、尊重人权和性别平等等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对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简单来说，禁欲型性教育提倡年轻人拒绝性，而全面型性教育则试图赋权年轻人拥有性。
想必不少家长会认为禁欲型性教育更应该推广，认为性知识的掌握（特别是避孕方法的习得）会鼓励青少年过早地发生性行为。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顾了过去三十年的一百多项研究发现，单纯地鼓励禁欲并不能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的生育率、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和流产率，而教授性安全知识的性教育项目——如何避孕，如何使用安全套等——却能够推迟初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降低性交行为发生频率，减少性伴侣数量，并降低危险性性行为的发生。
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2009年）本土化的全面性教学材料，《珍爱生命》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性观念。刘文利说：“讲触摸身体这件事情、讲关爱生殖器官、讲自慰、讲性反应，都是告诉孩子，人能够享受这种愉悦，无论男女。”在之前的采访中，刘文利曾提到，“中国很多女性一生不能享受性的愉悦，这跟早期缺乏性教育有关。
”她向果壳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女性一直被当作生育的工具，传宗接代是女性的“本职工作”。女性在性方面不能表达主动、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性愉悦从来不会和女性联系在一起。这是女性受压迫的体现。
如果女孩子从小没有接受性教育，她觉得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是一件羞耻的、下流的、不被允许的事情，她会对自己的身体有消极的看法。
当她进入到一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很难主动和她的配偶交流，什么样的触摸、姿势、互动方式让她感觉到愉悦——“女性很难张口去表达”。对大学生是否有过自慰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女性在一生当中都很难享受到性的愉悦。这和文化对性的污名，对女性的污名，对女性平等权利的忽视，缺乏全面性教育，都有关系。因此，外国专家呼吁，在性教育中一定要培养学生对性、对自己身体的积极美好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刘文利说：“不能一谈性教育，就都是预防性侵，预防艾滋病，预防少女怀孕。性教育还有很多积极美好的内容，我们都要客观地给到孩子。只有这样，女性才有机会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悦纳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在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去享受身体能够带给她们的愉悦。”
对生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的直接描述、对性别平等的倡导、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对自慰避孕等行为的介绍、对性的积极态度，或多或少让这套读本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因此被某些媒体称为“乌托邦”。刘文利认为，这套读本并没有“太理想化”或者“和现实太不相符”。她告诉果壳，“教育要有前瞻性，不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要让这些孩子知道，等他们长大了以后，社会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要培养孩子能够去超越现实，去思考和预期未来。等到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他才有能力驾驭那时的生活所带来的挑战。”
刘文利有时被一些学校邀请给学生做性教育讲座。她发现，我们的性教育远远落后于孩子对相关问题的兴趣与思考、对相关信息的渴望。在和一些高中生交流的时候，学生们对刘文利说：“老师，你讲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能不能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学生们告诉刘文利，他们想知道的是：青春期是否应该谈一次恋爱？
从小学到现在一直自慰，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除繁殖以外，人为什么要发生性交行为？发生性交行为的合理年龄到底是多大？女性安全套怎么用？如何防止男性阴茎抽出后精液溢出造成怀孕？除了安全套还有哪些避孕措施？如何确定自己的性倾向？男男同性恋和女女同性恋间的性行为是怎么发生的？发生性行为时怎么能让对方更快乐，也让自己更快乐？等等许多问题。
刘文利曾问过学生，平时可以和谁讨论这些问题？学生回答：和同学讨论。
她又问：在家里会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讨论这些事情吗？学生回答：怎么可能？刘文利说：“‘怎么可能’，这是学生的原话。在其中你可以看到孩子对父母的评价、对父母的失望。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学校的失望。孩子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声音吗？都是我们成年人觉得，我们要教育孩子不许谈恋爱、要专心考大学、不准发生婚前性行为。
我觉得在性教育中，我们要多听听孩子的声音，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多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困惑。我们要努力理解、包容、尊重、支持孩子的成长，让孩子成为健康、幸福、快乐的人。”
成年人认为太过激，孩子们觉得还不够。性教育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成年人的观念。可能有人记得，在《珍爱生命》之前，还曾有一套性教育教学材料引起过巨大争议。
2011年，作为《北京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与实验成果，《成长的脚步》小学生性教育读本被称为“突破教育底线”、“根本就是黄色漫画”。当年有媒体曾发起线上调查，在2362名参与者中，47.2%的网友表示反对，尺度把握应该严谨；34.5%的网友表示理解，认为有些内容不能回避；只有16.7%的网友建议学校采用读本，认为孩子应当从正当途径获取知识。
到了2017年，《珍爱生命》遭质疑时，也曾有媒体发起调查，各家调查的结果有所差别，但基本上八成到九成以上的网友都支持《珍爱生命》，认为孩子应该知道这些内容。对性教育态度的转变与频发的儿童性侵案件关系密切。根据公开的信息，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11519件。平均算下来，每天至少发生8起儿童性侵事件。
2019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共一审审结猥亵儿童罪的案件4159件，平均一天至少12起。这还只是报了案的。
对性教育的重视，垫着一层悲剧的底色，指向功利主义的目标。性教育中关于防性侵的内容是有用的，因此需要高亮强调；至于其他部分，仍在阴影之下就好了。“保护豆豆”是一家致力于儿童性教育的社会企业。其创始人胡佳威从大学时代起就以志愿者的身份给孩子上性教育课。
几年前，在一家打工子弟幼儿园上课时，孩子对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十分好奇，胡佳威告诉他们，“你们是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的结合”。孩子回家就把这些知识当作普通的科学知识讲给家长听。有些家长听了以后十分生气，来幼儿园找园长投诉：“为什么要给孩子讲这些？”这让胡佳威意识到，如果家长这个群体没有任何改变，儿童性教育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保护豆豆”也因此出了一系列培训家长进行性教育的视频课程。
随着整个社会对性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胡佳威经常受邀到学校和社区给孩子做讲座。在去学校讲座前，胡佳威会和家长、学校相关负责人沟通讲座的内容。有的家长热情很高，主动问胡佳威要不要买些安全套用作展示；有的家长则显得有些忌讳，不愿意让孩子知道避孕的方法。在胡佳威接触的家长中，前者和后者的比例在2:8左右。而校方则更加保守，只有约一成的学校允许胡佳威在课堂上给孩子讲安全套的用法。
胡佳威总结出学校的三大雷区：避孕、自慰、LGBT。科普博主六层楼曾计划出版一本关于两性的书。早已成稿，却一直未能付梓。出版社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审查部门认为书中的某些内容不适宜出版，比如关于约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的内容。相关人士认为，六层楼的书稿读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不违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寻找快乐是可以的。六层楼回忆起当时的对话，“我说‘不然呢？
’，对方说‘你应该拦一拦，应该劝阻一下。’”再比如关于自慰的内容。相关人士给的意见是，书中可以提到自慰，但是不能提使用的工具。提了工具，就像是在鼓励自慰行为。这种价值观层面上的冲突很难调和，“你觉得他保守，他觉得你流氓，”六层楼说。
目前，这部书的书稿还在修改中。关于约炮的内容还存在，只不过经过多次修改，已经面目全非，“恨不得一上来就说约炮是不对的”。该章的题目从“约炮指南”，改成“社交性性生活指南”，又改成“社交性同房”，还是没有通过。为了试探风向，六层楼曾把这章内容发到微博上，2017年发过一次，被删掉了，2019年又发了一次，现在还能查到。
回到开头的问题。什么是性教育？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是以性为基点，来谈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有尊严的人。她告诉果壳：“我一直认为性教育是在教孩子常识。关于生命的常识，关于生活的常识，关于美的常识。如果这些常识都不懂，一个人很难享受到健康、幸福、快乐、美好的生活。”从2015年开始，刘文利带着课题组研发初中性教育课程，目前已经做了三轮试验，预计近一两年内会编辑完成。
初中读本理所当然会比小学讲得更深、讲的范围更广，刘文利不确定有没有出版社愿意，或者敢出版这套初中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重新出版和上架的时间还仍未可知。刘文利说：“用之前提到的‘乌托邦’这个词，我不知道这套材料是不是依然还在‘乌托邦’里不能落地，还是能生根发芽、让学生正面去接触这些知识。我不知道，我也很难预期，但是我希望读本能正式出版，这是我的愿望吧。”
鉴于目前开展儿童性教育的幼儿园和学校屈指可数，如果有家长希望自己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话，以下是刘文利教授的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家长有这种愿望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值得鼓励，应该好好支持、表扬。家长的确需要一些理念上的更新和技术上的支持。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家长在性知识方面并不很欠缺。家长的困难主要在于，不知道孩子多大该讲什么内容，该讲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方法讲。
家长担心的是一旦讲多了，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当然，比起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对性和性教育的态度。我认为，比起孩子的性发展和性教育需求，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家长讲早了，讲多了，而是讲晚了，讲少了。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你给到他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不会造成对孩子的伤害。比如，有家长困惑，不知什么时候给孩子讲性交、怀孕、避孕的知识。在我看来，在孩子进入性活跃期之前这些知识就都应该给到孩子。
怎么能让孩子听你讲呢？这就需要家长把性知识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说出来。很多父母自己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该怎么去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所以，父母需要做功课，让自己成为一个性教育的学习者，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社会上也有一些机构在做家长的性教育培训，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利用这些性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