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岛上残破不堪的医院建筑残骸。图片：Christopher Payne
将传染病人集体扔到一座小岛上进行隔离，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谣言，而是真正发生过的恐怖事件。如今这座小岛仍然屹立在纽约市的东河中心，只是已经满目疮痍成为了鸟类栖息地。但是在这隔离岛上，曾经有无数人丧命，牺牲者大多数都是移民人群。
1901年2月的一个深夜，纽约东哈莱姆区的意大利社区的居民还在沉睡，一个由200多名警察和医生组成的队伍已经占据了街区里每座建筑物的屋顶、后院和大门。在当年传染病局的命令下，他们闯入住户，叫醒了所有房客，用手术刀刮开房客的一小块皮肤，并用小剂量的天花病毒涂抹伤口。
在当夜的突袭中，医生们踢开了意大利移民卡瓦洛斯家的大门。两个发烧的孩子都躲在床下，他们的母亲与队员们打斗，试图阻止医生和警察带走他们。“她在人行道上，就像一只老虎搏斗，”第二天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她的尖叫声传出了几个街区。但是最终，孩子们还是被带走了。她被赶到楼梯上，在空无一人的家里垂泪到天明。”据报道，她的儿子莫利纳当时4岁，而女儿罗莎当时只有两个月。
当晚，还有六个不满6岁的孩子被迫与父母分离。而仅在一周之内，就有38个上东区意大利社区的孩子被送往北兄弟岛。首席督察官Alonzo Blauvelt的军队在行动中，发现孩子被藏在碗橱、衣柜、甚至家具里。有时候，《纽约时报》报道的情形就像两天前发生的翻版。“因为不想让孩子被带走，父亲们会抱着孩子，带他们从屋顶上逃走。”但是最后，生病的孩子们还是强行从家长身边被带走。而其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一次应对天花感染的秘密行动，注射了疫苗的人在涂抹病毒后不会有任何反应。而对其他出现天花症状的人来说，这一夜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他们立即被带到东河的码头，连夜被送往布朗克斯区南部的北兄弟岛——一座充满传染病和死亡的隔离岛。
北兄弟岛在1885年之前都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直到当时的河畔医院被迁移至该岛才逐渐有人定居。但是这种逐渐增加的“定居”人群并不是愉悦地搬家至此，相反笼罩在他们头上是传染病的阴云。河畔医院的前身就是一家专门医治天花的传染病医院，转移到北兄弟岛上后，开始接纳各类传染病人。
这个岛也成了纽约的隔离中心，只要发生传染病，一大批的患者就会连夜被船只送往这个岛上。在1880到1940年这60多年间，岛上满是被隔离的伤寒、天花、结核、白喉等传染病病人。现在，北兄弟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的鸟类保护区。如今走进岛内随处可见的都是野草丛生的建筑，里面的楼梯已经锈迹斑斑，墙壁、天花板的外皮已经脱落残破不堪。这里已经是一片被人类遗失的世界，也受到与这座岛过往用处同样的待遇——被世界隔离。
上面的故事只是一个开端，在20世纪初不断有大量的移民者被强制运送到这座岛上。岛上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河畔医院表面上说是医院，但是里面患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而鲜有人被治愈。岛上没有任何通讯设施，一旦被带至隔离岛，几乎就不可能再听见任何消息。据《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在1901年，向纽约人提起这个地方，“就像提起一个怪物”。而这座岛成了纽约当局控制疾病暴发的希望，当时的移民则成为了最主要的牺牲者。
在当时，移民社区通常被政府和媒体视为最大的威胁。在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吉，根据《伯米吉先驱报》报道，Mille Lacs保留地的Ojibwe部落是“周围白人聚居地的一大威胁”。纽约的《布法罗快讯》将疾病的传播归咎于低收入波兰裔聚集区的“粗心大意”。纽约市的意大利人受到了公共卫生官员的羞辱。
“没有人知道这些意大利人造成了多大危害，”曼哈顿卫生负责人弗雷德里克·迪林厄姆在二月的行动中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些被感染的人乘坐有轨电车到各地，混在健康人中，可能已经传播了疾病。”那为何不给这些人都接种疫苗就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接种疫苗可以使天花的致死率从二分之一降低到七十五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其还可以控制疾病的传播。但是在1901年到1902年，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法案比在现在更具争议。在科学家路易斯·T·莱特于1918年发明皮内天花疫苗之前，接种天花疫苗需要切开皮肤，并会留下疤痕。普通大众对此很难接受。此外，也有天花疫苗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相关报道。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众接触疫苗，反疫苗联盟和协会在全国各地涌现。
天花疫苗引起了大众的广泛恐惧，人们对天花疫苗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纽约市的卫生当局是怎样强制性推行疫苗接种，而不被反疫苗的公众妖魔化的呢？他们的策略是集中针对以移民为主的低收入群体社区，同时，散布大量虚假消息。比如华盛顿特区的《晚间时报》报道，两名移民女性从送往北兄弟岛的医生处逃脱。
27岁的Florence Lederer和她24岁的朋友Nelie Riley“都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天花的症状，”卫生督查官迪林厄姆说，但她们敏捷地甩开当局人员，逃离了所住的公寓，在被逮捕前都躲在“酒吧的小仓库”，睡在旅馆里。她们被迫提供了潜逃期间去过的所有场所的清单，随后，她们躲藏过的旅馆和酒吧都被隔离起来，并按规定用甲醛熏蒸，其中的人员都接种了疫苗。
就这样公众将传染病的矛头都指向了逃避检查的移民人员。
但是也有人并不买账，文首所说的捕捉行动后的一周，新奥尔良媒体报道了对传染病医生Moore的一次采访。当时天花患病数量已达2万例，并还在不断增加。医生Moore宣称，纽约正处于“流行病”的阵痛中。他说：“为维持节假日购物热潮，官方尚未提供疾病流行的确切信息。宣布天花流行可能对经济贸易造成损失，但掩盖事实不是个明智之举。”此外，标题中还提到，该市已经采取“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
Blauvelt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驳斥了Moore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内容。他否认了Moore的数据，其坚持表示，自上一年年底以来，布鲁克林总共只有不满12例患者，“曼哈顿的天花病例总数肯定在200例以内”。相比之下，Moore汇报的数据确实过于夸张。其提出，在天花暴发的两年期间，报告的病例数量超过3500，其中719例死亡。
但另一方面，Blauvelt所描述的也未必符合事实。首先，患者、家属、医生等人害怕报告病例，会造成实际病例人数偏低。为避免恐慌，Blauvelt本人也可能有意少报。他在卫生部门的继任者Royal S. Copeland也在1918年的流感暴发中做出了同样的举动。Copeland为了减少恐慌导致的危险而拒绝关闭学校。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可以避免公众产生恐慌和危机感，让人们正常工作。
1901年初，一共上报了几百例病例，对于广大纽约市民来说还不足以达到恐慌程度。但是社会各阶层的纽约人或多或少都听到政府部门强迫孩子与父母分离的事情，有些报纸描述北兄弟岛上的天花病房条件“非常糟糕”，“病房的床上满是害虫”，更得不到护士的照顾或任何药物治疗。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因为隔离岛的恐怖报道关注传染病，反而产生更多恐怖谣言。因此，更多公民决定在家里秘密护理患病的儿童和家庭成员。很多妇女离开公寓时都提着神秘的包裹，卫生检查人员猜测，她们把患病的婴儿装到包裹里，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地方。1901年一整年，纽约天花病例的数量持续增长。
而Blauvelt和他的同事们依然在与天花斗争：所有流浪者庇护所的房客、工厂工人都已经接种过疫苗，到五月，纽约所有的警察也都被强制要求接种了疫苗。其中一名爱尔兰裔巡警的8岁的儿子仍被强制送往北兄弟岛，这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抗和对峙。行动结束后，当局又派出50名医生前往现场为围观者接种疫苗。
1902年，由于担心助长公众的反对情绪，纽约市卫生局出人意料地反对了对拒绝接种疫苗的公民处以罚款甚至监禁的法案，而是增加雇佣了150名疫苗接种人员。针对天花的行动仍在在继续，当局仅在1902年就为81万公民接种了疫苗。1905年，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法院认定“当社会健康需要时，个人自由有权服从于多数人”，这为纽约市之后所有的捕捉病人行动，以及在北兄弟岛实施的隔离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另一种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在十多年后袭击了纽约。由于缺乏有效疫苗，市政府官员只能依靠隔离的手段控制疫情，并扩建了北兄弟岛的医院。1916年夏天，脊髓灰质炎夺走了2000多名儿童的生命，其中很多人都在扩建的医院中离世。在病逝的儿童中，百分之九十不满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