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的是一个看书写字的行业，以至于有人会问我鼻梁上为什么没有架上一副眼镜。不戴眼镜的书生虽不常见，但要是我说我有一只眼睛残疾，那可能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的左眼视力只有0.3，也就是说左眼不能看书，而且这个视力还无法校正。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的右眼发生了意外，那就意味着我将不得不改行了。
其实我的左眼看上去没有异常，如果我不说，大概身边也没有人能看出来。就是我自己，也是到十岁那年才偶尔发现的。那时父亲注意到我频繁地眨左眼皮，便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他让我捂住左眼看东西，没有任何异常。等我再捂住右眼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了另外一个世界：书上的字看不清楚，父亲的脸也模糊，就是煤油灯的火苗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从那时起，父亲带上我开始了求医之旅。县人民医院的西医，那是1984年，我还在公社中学读初一。一到周末，父亲便骑着他那辆“长征”牌载重自行车带我去县城人民医院，那里的五官科有个比较有名的眼科医生，姓张。每次张医生总是先测一下我的视力，然后拿一个专门检查眼睛的电筒对着我的眼睛照上一会儿，最后开出一些药来。
我现在还能记得张医生所开的那几种药：一个是鱼肝油，吃起来有一股腥的味道；另一个是复方丹参片，它的外面有一层糖衣所以味道还比较甜；还有一个是肌苷注射液，这是一个让人有点难受的东西，因为注射完之后肌肉往往有一段时间很痛。我对于痛有着一定的承受力，所以打肌苷不是难事。对我来说难的是吃复方丹参片和鱼肝油，因为张医生说吃药需要凉开水，而那时学生是没有开水的。
父亲于是给我当时的班主任送去了两瓶粮食酿的白酒，让他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一点开水。但我却总是不愿意去班主任那里，吃药便总是不规律。直到一个周末，父亲让我把药盒拿来，检查剩下的数量后发现我没有按时吃药。那次父亲的责骂让我知道家里为我看病付出的艰辛，于是吃药便又准时起来，但还是不愿去老师那里要开水，于是练出了吃药丸不用水的本领。由于去得多了，我们与张医生的关系自然也就近了一些。
有时候父亲会到菜市场花5块钱买条鱼送到张医生家里。有时还会在他家小坐一会儿，当然吃饭和喝茶是万万不敢的。后来等到我们与张医生的关系更近一些的时候，就不用去挂号了，可以直接去他的诊室，然后他会从抽屉里拿出一些免费的鱼肝油和复方丹参片来。就这样在县人民医院看了有大半年的样子，我的视力却一直未见好转，父亲于是带我去了县中医院。
县中医院的中医，县中医院那时还很小，在一栋两层楼的小院里。但那里有一个口碑不错的中医，姓朱，听说是祖传的眼科中医。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新的希望。朱医生的诊室在第一层最左边的那间。去了之后第一件事也是检查视力，他会翻开我的眼皮检查一会儿，最后给我开几味中药。
我已经记不起那中药的名字，只记得它们的苦味。因为要每天喝中药，父亲把他那辆自行车给了我，让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十里外的中学回家。那时我个子很小，只能用右腿插入自行车的三脚架去踩动踏板，我们把这种骑自行车的方式叫“搞三脚架”。从那时起母亲就天天为我熬中药，中药苦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是不用捏着鼻子就可以一口气喝下去的。
在经过这样几个月的中药治疗后，我的视力居然慢慢好转了一些，有一次在朱医生那里测到了0.6。于是我就那样继续喝着中药，继续天天“搞三脚架”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我的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慢慢又回到了0.3的最初水平，而且再也不见起色。我也还记得后来我们有时候去的时候，朱医生在那里现场翻看藏在抽屉里的医书的情形，让我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祖传的中医。就这样，我们也在失望中离开了中医院。
民间的“神医”，父亲又去努力打听其他医生。后来听说邻县的县城有一个民间“神医”，医术好得需要熟人引荐才有机会去看病。父亲找到当时在乡中心小学当校长的一个远方表舅，再通过他找到了认识那位神医的熊老师。在一个星期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小学校长还有熊老师一起从乡里出发去邻县。
从乡里到邻县县城大约有25公里的路程，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山路，这让父亲骑得吃力的很。校长和熊老师在前面一边骑一边说话，偶尔他们会关心地回过头来问父亲是否要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时父亲会赶忙说“不用不用”，然后便直起身子用力蹬几下追上前去，但过一段路又会慢慢落后下来一些，然后再用力蹬几下......尽管来回路程很艰苦，但那次求医的结果还是同样让人失望。
那个民间“神医”看来是习惯用麝香，他的病人几乎都得到一副含有麝香的中药，而这个药方的价格也自然是昂贵的，昂贵到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承受不起的程度。再说，“神医”的药方对我的眼睛也没有任何的效果。这样四处求医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我的视力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父亲也就慢慢减少了努力，只是每过一段时间还会带我去县城检测视力。
后来发现视力居然也没有降低，总是维持在0.3的水平，所以也就彻底放弃了治疗。十几年后，我来到了德国求学。这时候又想起了自己的眼疾，想着是不是德国的医生会高明一些。那是一个较大的私人眼科诊所，座落在市中心的老城区，有着六七个执业医生。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年男医生，有着金黄的短发，带着眼镜，看上去精干但慈祥。
在照例给我两眼都检测了视力后，他再用一台光学仪器对我的左眼进行仔细的检测，最后还让我看了一些三维的图片。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最后他让我坐在他面前。“您的左眼是弱视。”他说，语速缓慢且坚定。“弱视，我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弱视？”我迷惑地问。“弱视是一种视力发育上的疾病，您可能知道，我们的视力是需要发育的。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视力都很低，反正只要能找到母亲的奶头就行。”可能是为了让我放松，他开始尝试以幽默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疾病。“但等婴儿慢慢长大，他们的视力也在发育成熟。您知道，看东西需要眼睛和大脑的配合才行，我们的眼睛把看到的东西转送给大脑，然后大脑才能做出判断。所以，视力的发育需要眼睛和大脑的配合。”他继续说。
“那就是说弱视是眼睛和大脑没有配合好，所以是在发育上出了问题？”我说。“很聪明，是这样的。”他笑着对我的观点就行了肯定。“那哪些因素会导致弱视呢？”我接着问。“一般来说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斜眼，就是两只眼睛不能同时聚焦于一个物体上。这种双眼的配合误差会影响到眼睛和大脑的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会选择性地和其中一只眼睛配合，而另外一只就失去了和大脑一起进行良好发育的机会。”他说。“我不是斜眼，我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说。“很对！第二种情况是因为一些遮挡性的因素让光线不能很好地进入眼球，这种不正常会给大脑错误的信息，从而导致视力的发育缺陷。”“那我看来也不是这种情况，我没有听父母说过我小的时候出现过上面的几种现象。”我说。
“很对？你很可能就是属于第三类情形，就是两只眼睛在屈光度上不一致。因为这种不一致，两只眼睛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所得到的图像在清晰度上会有差别，屈光度较高的那一只眼睛的成像会变得大而且模糊。这样差别也会影响大脑和眼睛的配合，从而出现一只眼睛的弱视。”他说。“那既然知道弱视的原理，应该可以矫正才是。”我有些兴奋地说。
“emm，是也不是。”他看着我说，然后继续解释: “的确，知道了弱视的原因，矫正弱视不难。对于遮挡性原因导致的弱视，把这些遮挡因素排除就行。对于其它弱视，大部分也只需要带上矫正用的眼镜就行；如果矫正眼镜不管用，闭上那只好的眼睛，专门锻炼差的那只眼睛也能有所效果。”“那我的眼睛可以矫正吗?”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
“很遗憾，不行。”他看着我的眼睛，缓慢地说。可能是看出来我的不甘心，他接着说：“视力发育在六岁左右就完成了，也基本上定型了。所以在六岁之前，弱视基本上都是可以校正的。但六岁之后就越来越难，等到十岁以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很遗憾不能帮助到您。”“我很倒霉。”我轻声地说。“也不能这么说，您知道吗，世界上大概有1-4%的人患有弱视，所以它是一个常见病。
虽然弱视常见，但有些弱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眼睛有问题。双眼弱视很容易发现，因为看不清楚。但单眼弱视就不容易发现了，因为另外一只眼睛是好的。”可能是看出了我脸上的失望，他安慰我说：“没关系，一只眼睛弱视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而且您不用担心将来另外一种眼睛会受到影响，弱视是不会左右传递的。”然后，他进一步补充说：“还有，您这种情况在我们德国以前也比较常见。
所以现在我们都要对儿童检查视力，及时发现并矫正弱视。在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做过视力的检查吧？”“哦，没有，没有......”我说。我离开了那个诊所，走在老城的街道上。雨后初晴的天空出现了迷人的天青色，街道上的石板在湿润中显得更加有质感，柔和地反射着冬日的阳光。一辆马车在马蹄声中缓缓而来，马背上的鬃毛在逆光下显得格外地吸引眼球。
我小的时候的确是没有检查过视力的。在农田和山野，我都能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在课堂读书也没有问题，考试还常拿第一。我凭什么去怀疑我的眼睛，又为什么需要去检查我的视力呢？不过幸好，我还有一只可以用的眼睛。父爱如山，感谢那位耐心的德国医生，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弱视，也知道了过去那些四处求医的日子原来都是徒劳。但我还是一直怀念和感谢那些父亲带我四处求医的日子。
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父亲一样，父亲对我很严厉，我们之间没有欢乐的互动和沟通。所以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很难找出我们父子之间温馨的时刻。但父亲带我去求医这件事，尤其是坐在他自行车后面的场景，却总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候我甚至还会想，多亏了这只弱视的眼睛，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那如山的父爱。
从父亲带我去治疗眼疾那年算起，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去上了大学，走出了农村，从故乡到他乡，从他乡到远方。现在，我生活在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也已为人夫、为人父。而父亲却在家乡慢慢地老去，年年殷切地盼望着我探亲归来。父爱如山，亘古不变，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和上一代相比，新一代的父子关系有了更多的互动和沟通，这无疑是好事。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锦上添花，给做父母的您一个小小的提醒：在孩子三岁之前，带她/他去检查一下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