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媒体报道，贺建奎在2019年1月初曾与同行进行过邮件及电话交流，并表示自己“状态良好”。更早一些的报道则称，贺还曾尝试在胚胎中对另一个与胆固醇水平有关的基因进行编辑，但该研究论文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爆发前已被某个国际期刊拒稿。2018年11月26日，多家媒体报道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学界和公众中都引发了轰动。
2019年1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的初步调查结果，现已初步查明，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1月21日，南方科技大学发布声明，称解除与贺建奎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其在校内一切教学科研活动。
相关报道显示，本月初，贺建奎接受调查期间曾与同行进行过邮件及电话交流，并表示自己“状态良好”；此外，贺建奎在早些时候还曾尝试在胚胎中对另一个与胆固醇水平有关的基因进行编辑，相关论文在此次事发前被拒稿；实验中使用的试剂来自两家美国公司，其中一家表示将对顾客进行更严格的审核。事发后曾对同行表示“我很好”。事件爆发后，莱斯大学对贺建奎的导师Michael Deem展开了调查，目前调查结果尚未正式公布。
而Deem的律师对媒体发表声明，称Deem从未涉及任何人体研究，包括此次事件。
本月初，STAT报道了贺建奎的近况：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后，回到深圳的贺建奎与几位学界人士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了交流。
STAT 1月9日的报道显示，在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William Hurlbut的交流中，贺表示他与学校达成了“双边协定”，住在带有看守的校内公寓并且拥有离开房间的自由。他可以使用公寓楼内的健身房，也可以在室外散步，生活必需品则由他的妻子帮他采买。
与贺通过电话的同事也向STAT的记者表示，在电话中听到了贺的两个孩子的说话声，在一些媒体报道中被描述为“阻止逃跑”的栅栏只是为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设置的保护装置。Hurlbut认为，他没有从贺身上感受到针对当下情况的焦虑情绪。Hurlbut还透露，贺确实收到过一些恶意或威胁邮件，并且担心自己可能因此而受到人身伤害。
贺在这段“隔离生活”中也通过电子邮件向那些对他的实验抱有疑问的学者表达了一些学术上的观点。STAT展示了贺建奎写给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Robin Lovell-Badge的一封电子邮件。Robin Lovell-Badge是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的组织者之一，也是贺在该大会上问答环节的主持人之一。
贺在邮件中表示，CCR5突变在产生HIV免疫的同时也会造成机体对流感易感性改变的研究证据实际上并不统一，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他列举了4篇论文，其中1篇认为CCR5的抗HIV突变会增加流感的感染风险，另外3篇则认为这种突变并不是导致流感易感性升高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观看了贺建奎的演讲后，一些科学家指出双胞胎CCR5基因的编辑结果和产生HIV免疫的CCR5突变模式并不一致——贺建奎很可能做了无用功，还可能为双胞胎带来不可预知的潜在威胁。对于这类批评，贺建奎在邮件中对Robin Lovell-Badge表示，目前在小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发现了CCR5的另一种突变模式，因此可以推测他为双胞胎施加的无序编辑也可能产生对HIV的防护作用。
许多CRISPR专家对贺建奎在没有实施动物实验验证后果、就让编辑过的胚胎进入妊娠阶段的行为做出了批评。
另一项未发表研究：低胆固醇基因编辑实验。2018年11月28日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上，贺建奎表示已经将论文投稿到某国际期刊，但不会在发表前公布全部数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贺建奎实验室的另一篇论文已经被一家国际期刊拒稿，主要是出于对伦理和真实性的考虑。
据STAT报道，这篇被拒稿的论文有55页，报告了在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中用CRISPR-Cas9敲除PCSK9基因的实验。PCSK9与胆固醇水平有关，如果一个人的两个PCSK9基因都携带致病突变，就会患上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一个天然的PCSK9突变能够将血液中的“坏胆固醇”降到极低的水平，而贺建奎实验室曾经尝试将这个突变引入胚胎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编辑专家Dr. Kiran Musunuru告诉STAT，两个多月前他受到一家国际期刊的邀请，对贺建奎实验室的这篇论文进行同行评审。论文中报告基因编辑很成功，在潜在脱靶点没有发现突变。论文宣称实验使用的是废弃的胚胎，并且没有报告使用经过编辑的胚胎进行妊娠。但是Musunuru认为论文没有考虑在生殖系细胞中编辑PCSK9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
例如2017年有一项研究显示，能够大幅降低胆固醇水平的PCSK9突变同时也会使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30%。Musunuru还透露，大约一年前，论文的第一作者、贺建奎实验室的一名学生曾经邮件联系他，介绍了自己的实验内容，咨询他的指导意见，并希望他提供一些试剂。Musunuru表示不清楚这方面的可行性，后来就没再回复。
这次事件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巨大风险和伦理争议的技术，实施起来竟然如此简单。“科研圈”就此事件采访了奥尔第乌斯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访问研究员Fyodor Urnov博士。
Urnov指出：“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不难，你只需要三样东西：一家试管婴儿诊所，这很普遍；你要构建一段DNA，这也不太难；最后你需要CRISPR-Cas9，这要困难一点，但也没那么难。我们还得从生物公司买一点试剂。老实说，我最害怕的就是会出现用基因工程改造婴儿的诊所，这不合法，但它可能会对少数极其富有的人群秘密提供服务。
”据Wired报道，贺建奎在实验中使用的Cas9很可能来自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公司，该公司没有回应Wired的采访请求；合成向导RNA很可能来自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另一家公司，该公司已对Wired承认了这点，并表示正在重新评估销售和顾客审核的流程。
公众需要了解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婴儿也在公众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业界人士担心，这件事或许将影响公众对待合法、有效的基因治疗的态度。
Fyodor Urnov告诉“科研圈”：“我非常担心。这令我感到害怕。整个基因编辑行业，包括我自己，都在尽量发声，让大众知道我们的工作跟贺建奎所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接收患病的孩子，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治疗。我们想要尽量表明立场，与贺建奎划清界限。”Urnov认为，从相关调查和社交媒体互动中可以看出，在基因治疗方面公众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
贺建奎的知情同意书中也体现出同样的问题，Urnov说：“我们并不清楚，（参加试验的）父母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们同意的是什么。”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能够治愈一些疾病，但是如果将其用于编辑胚胎，后果仍然是不可预测的，不仅在生理的层面，也在人性的层面。Urnov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基因突变能让人只需要四小时的睡眠，它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被发现的。
我还真想拥有这个基因，我每天需要睡七个小时，但是通常只能睡四个小时，我所以总是犯困。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想要一个不需要睡眠的孩子，我应该增加这个突变吗？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个突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一个人不需要睡觉，也不想睡觉，他/她的人格将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就是人类增强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要作出一个改变，人们会说我要金发、蓝眼睛什么的；我们以为改变的只是这一个属性，但这实际上很难。
你很难保证仅仅改变了这一个属性，而不产生其他的影响。”Urnov指出，为了尽可能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需要让大众了解到这件事是危险的，是不符合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同时，需要在遗传病防治方面对公众提供更好的选择，这正是学术界正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