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一场疯狂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随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各地区的造反派在全国夺权，成立所谓的“革委会”，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停止了招生和上课，无数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发生武斗。中国科学院虽然没有完全停止科研工作，但科研人员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斗私批修”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上。不仅国民经济濒临瘫痪，科技也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
这种可怕的状况怎能不引起当时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的忧虑？1972年8月10日，已经确诊患上膀胱癌的周总理在北京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试图扭转中国科学技术事业面临的困境。据说，周总理在会上提出要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重点高等院校选派一批科技工作人员到西方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解国家燃眉之急。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基本上都是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东德和捷克）派遣留学生，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人员。但是，自1960年开始，中苏交恶，已发展到“1969年在中苏边境黑龙江上珍宝岛武装冲突”和“苏联企图对中国刚刚建立的核基地施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程度，中国只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了。
当时的西方科技大国只有英国和法国与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其中，英国早在1950年1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1954年与我国互设“代办处”，加之在国际交往中英语比法语更有优势，1972年主持我国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国务院科教组选择了英国作为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60名科技进修生派往的国家。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了其中的3个名额，即刁云程、程振起和我。
1973年初，我正在西安二机部所属的262厂参加β-放射性污水连续监测仪样机的研制，突然接到所人事处陈玉敏的电话，叫我尽快结束在西安的工作，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准备去英国留学。当时，我真以为是陈玉敏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反帝、反修、反资本主义的教育格格不入。
我们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派的60个人于1973年4月初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报到，按入学英语测试成绩分成快、中、慢三个班。我被分在中班，学习内容主要是英语口语听和说。我从初中到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只在大学三年级，作为第二外语，学了一年的英语，主要为培养英文科技文献的阅读能力服务，因此，半年学英语语法，半年阅读老师选择的英语科技文章，从未想过还有与外国人英语对话的需要。
我们在语言学院废寝忘食地练习英语对话和听力，一些英语水平高的同学，则听英语对话“灵格风（Linguaphone）”唱片，个别胆大的同学甚至找外教老师辅导。60名派遣人员在语言学院一方面学习英语，一方面等待与英国接受单位的联系结果，也许主要还是后者。
6月初，第一批出国名单宣布，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孙曼霁、吴祖泽，上海瑞金医院胸外科的张世泽大夫和我成为赴英的首批访问学者（Scholarship），大使馆称我们为“进修生”。按当时的国家规定，我们每人得到600元的置装费，包括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和一件呢大衣。我当时的月工资是56元，这笔置装费真可谓不菲。科教组安排我们在专门制作出国服装的“红都”置装。
与此同时，由语言学院帮我们办理赴英的公务护照和签证。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在我的出国批件上，签字的有关领导竟然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的名字，足见当时出国审批程序之严格。
我们一行四人定在1973年7月中旬赴英，行前要接受两天出国学习班的教育，主要是牢固思想：我们出国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宣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然后才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实际上，当时国内的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已经看清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不敢说而已。让我们意外的是，临行前3天，时任大不列颠王国驻华大使的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在英国大使馆亲自宴请我们四位赴英的访问学者。这位大使会说中文，亲切和蔼，宴会前与我们作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我们各自的专业。
我虽然之前在莫斯科餐厅也吃过几次俄式西餐，这次在英国大使馆品尝英式西餐，却是头一次。艾惕思大使的使馆宴请说明了英国政府当时对中英科技交流的重视，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任何国家驻华大使宴请我国留学人员的例子。
1973年，我国还没有任何飞往欧洲的航线，我们一行四人只得搭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经停卡拉奇、开罗、罗马飞往伦敦。
出发前，科教组管外事的同志交给我们四人两张1英镑的纸币，作为旅途中急需时使用。当时，我们个人是无法兑换外币的，于是，这两英镑就成为我们四人在整个旅途中应对各种风险开支的唯一支付手段。科教组的同志告诉我们，国外机场上厕所可能要付费，这两英镑千万不要随便用掉。我们由首都机场（即现在的首都机场T1航站楼）起飞时已近傍晚，深夜飞抵卡拉奇，由巴航安排在卡拉奇机场旅馆住宿一夜。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国，我甚至是第一次坐飞机，精神高度紧张，生怕没有听懂广播而误了飞机。第二天一早，巴航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机场餐厅用早餐，餐厅很大，早餐由餐厅服务员一一送上。就在我们四人用完早餐起身离开，准备前往登机时，才知道就餐的旅客须向餐厅服务员支付一定数量的小费。这下难住了我们，如果把唯一的2个英镑付了小费，以后遇到付费厕所可怎么办？不付小费，又有损我们泱泱大国的脸面。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离我们桌子不远也在就餐的几位我国驻巴基斯坦武官处的军官发现了我们的窘境，伸出了援手，让我们先走，由他们为我们付小费。我们当时真是感激不尽，还是祖国的同胞好啊！
飞机在开罗降落加油时，没有要求我们下飞机，我们就在飞机上等待再度起飞。下一站降落在意大利罗马，我们被要求下机，再从罗马登机时还需经过简单的安检。据说罗马是当时欧洲最不安全的城市，经常发现武器枪支被带上飞机，因此，对旅客安检主要是为了防止携带枪支武器登机。抵达伦敦已经是当天的下午，我们在机场受到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处官员的迎接，总算平安到达目的地伦敦。身上所带的两个英镑交还给了大使馆。
在北京语言学院两个月的英语学习对于即将独立走进英国大学实验室的我们毕竟还是短了点，我们到达伦敦后，使馆文化参赞处立刻安排我们去伦敦东北方向80公里的古城科切斯特（Colchest）的一所语言学校补习英语。科切斯特是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征服英格兰岛所建立的第一座罗马古城。1973年7月中旬我们到达科切斯特的第一天，当地报纸就刊登了一条消息：“四位中国Doctor来到科切斯特！
”我至今尚不能断定他们指的是四位医生还是四位博士？那年，除了我32岁，资历最浅，孙曼霁和张世泽分别是42岁和43岁，吴祖泽是38岁，他们三位被英国人称为博士也完全受之无愧。我驻英使馆把我们安排在一所教外国人英语的语言学校，我们四人自成一班，每天与老师或彼此之间练习英语对话。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两个英国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以增加我们与英国人接触和交谈的机会。
国际上有一个著名的富人俱乐部，叫做“扶轮社（Rotary Club）”，是一个全世界商人和专门职业人士的组织，它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科切斯特的扶轮社听说我们四位中国学者来到这座城市，就通过语言学校与我们联系，邀请我们出席他们每两周一次的聚餐会。按照使馆制定的外事纪律，凡是英国个人或团体邀请我们做客，都须事前请示使馆，获得批准后方可参加。
我们在扶轮社发出邀请的第二天即电话请示大使馆，当时距午餐会尚有10天的时间，但是直至午餐会的前一天，尚未接到使馆的答复，使我们心急如焚。好在晚上我们终于接到了允许通知，避免了一场对外交往上的失礼。
8月下旬，回到伦敦，除吴祖泽要去曼切斯特的帕特森肿瘤研究所从事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外，我们其余三人均在伦敦，孙曼霁去伦敦大学精神病研究所，张世泽去了伦敦著名的哈默史密斯医院（Hammersmith Hospital）胸外科，我则去了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英国人亲切地叫它巴茨“Barts”）物理系。
我的导师是该系主任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教授，他1908年生于波兰华沙，1939年到利物浦大学，在因发现中子而获得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指导下研究原子爆炸的可能性，随后跟随查德威克参加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1973年秋我来到巴茨时，他已经65岁。
由于我们是在一个一切服从国家分配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不懂得慕名而去的西方求职规则，当罗特布拉特教授问我为什么要来他这里工作时，我告诉他是我们研究所安排的。这一回答似乎让他非常吃惊，加之我对他以及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的研究工作一无所知，显然他是不满意的。好在我们是通过英国提供教育机会与促进文化交流的国际机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资助和安排的，他并没有为难我。
他指定了系里唯一一位高级讲师拉沃尔（S. Lavell）做我的直接指导老师，给我的研究题目是“直线加速器电子束能量的量热法测定”，并参加放射生物学研究生班的全部课程学习，每月向他汇报一次工作。由于我的勤奋和努力，得到了他的好感，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由于70年代初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加之“文化大革命”，我们对外部世界既不关心又不了解，对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一无所知，国内通过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替我联系的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和放射生物学系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英国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单位，但70年代已经开始衰落，并不是当时英国最好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
去英国前，贝时璋所长和负责制定我的留学计划的沈淑敏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科学家）要求我学习的主要领域是“微剂量学”，并不是加速器电子束的能量测量，这使我感到有些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英国大学传统上每一学科只有一位教授，英国的professor，字面上跟美国和中国的教授没有区别，含义却和美国的不一样，其难度比美国的高很多，数目也少很多。
在英国，professor是一个系里面资历最深，学术地位最高的人。教授底下设两个高级职位，一个叫Reader，相当于美国和中国的教授，但在该系的教授退休或去世之前是不能成为教授的。另一个则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相当于副教授，他们之下才是讲师、助教和研究生。系里的Reader是一位生物学家诺尔曼·坎姆博（Norman Kamber），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学者，对我很友好。
他知道我的难处后，帮我联系了英国著名辐射物理学家、电离室空腔理论的奠基人，伦敦理工学院（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数学物理系主任的柏林（T. E. Burlin）教授，学习微剂量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
又帮我联系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格瑞实验室（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Gray Laboratory），使我得以在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短暂工作和学习了3个月。就这样，我成为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注册和学习辐射物理、又在格瑞实验室和伦敦理工学院物理系进修的中国访问学者。
1974年的3月，我终于通过格瑞实验室物理部的主任巴里·迈克尔（Barry D. Michael）博士进入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进修。它是一所以英国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哈罗德·格瑞（Louis Harold Gray）命名、成立于1953年的专门从事放射生物学和放射治疗学研究的科研机构，电离辐射吸收剂量的国际单位G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个实验室里有一台范德格拉夫高压静电加速器，产生4MeV的离子束，在格瑞的指导下，杰克·博阿格（Jack Boag）利用这台加速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脉冲辐解装置（Pulse Radiolysis），并首次发现了脉冲辐射在水中产生的水合电子。
我在巴里·迈克尔的帮助下，了解脉冲辐解装置的结构、组成、控制离子脉冲发射的控制系统和瞬态辐解产物的光学探测系统，参与巴里·迈克尔和化学部负责人皮特·沃德曼（P. Wardman）博士对各种放射增敏剂溶液辐解产生的瞬态产物的观察和分析，感到非常有收获，使我对辐射在生物系统引起的原初化学反应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此，我还趁我在格瑞实验室工作期间可以请教许多知名辐射化学家的有利时机，系统地自学了辐射化学和快速反应动力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认识了格瑞实验室的主任、1987年后成为国际辐射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adiation Research）主席的艾达姆斯（G. E. Adams）教授，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1984年，他作为国际辐射研究联合会副主席时，我们曾邀请他来中国（包括生物物理所）访问。在格瑞实验室的经历帮助我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中国大地后仅用两年时间建成了国内首台用于研究蛋白质和核酸光解原初产物的微秒级闪光光解装置（Flash photolysis）。
虽然在格瑞实验室只工作了短短的3个月，格瑞实验室却把我看作格瑞实验室的访问学者，我1975年春离开英国后的33年中，他们每年都将实验室的年报寄给我，直到2008年格瑞实验室合并到英国牛津大学成为该校的放射肿瘤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Radiation Oncology）。
在坎姆博教授的帮助下，我拜访了当时已是伦敦理工学院副院长的柏林教授，在去见他之前，我仔细阅读了他在阿蒂克斯（Frank H. Attix）和罗奇（William C. Roesch）1968年主编的《辐射剂量学》（Radiation Dosimetry）一书中撰写的第八章“空腔理论（Cavity-Chamber Theory）”，他非常慷慨地答应我在他实验室的一台圆柱形空气正比计数管上进行模拟生物组织微小体积内电离粒子能量沉积分布的实验研究。
可能是因为当时微剂量学（又叫辐照物质内微观的能量分布）的研究在国际上才刚刚兴起，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放射学系的罗西教授（Harald H. Rossi），在英国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不多，柏林教授又是从事电离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辐射物理学家，对微剂量学的概念也有相当的兴趣。就这样，他向我提供了实验条件。
伦敦理工学院离我居住的国际学生大厦（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use）很近，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只要与管理实验室的技术员事先联系好，我就可以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的“主业”与伦敦理工学院的“副业”之间安排好我的工作日程。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至今未忘。柏林教授实验室里有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姓名已经忘了），由于西方人惯有的瞧不起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对我不太配合。
当时，实验要用的圆柱形空气正比计数管上用于脉冲信号放大的线性放大器出现了故障，造成微剂量实验无法进行，他以线性放大器厂家派不出人来维修为由，故意为难我，我就提出自己来修，他以为我这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会修，就答应了。想不到我只用半天时间就找到了放大器里一个损坏的晶体三极管，并很快使仪器恢复了正常工作。这件事让这位技术员从此对我刮目相看，为我的实验工作提供了很多支持。
我在柏林教授处间隙性地工作了不到3个月，通过改变计数管里的空气压力模拟不同大小的微观体积，获得了钴-60伽马射线在不同微观体积内能量沉积的统计分布，写出了实验报告，交给了柏林教授。80年代初，我曾在卫生部北京工业卫生实验所举办的全国性微剂量学学习班上讲解微剂量学的概念和它与辐射生物效应的关系，就是得益于在柏林教授处工作时得到的感悟。
我们在英国进修时，国家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3年7月-1975年3月），原来决定要派遣60名科技人员赴英进修的计划，由于1974年国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而不得不改变，结果只有30名进修生得以成行。由于当时“阶级斗争”观点极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诱惑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国家规定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必须“二人行”，就是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包括大使在内的使馆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但是这条规定对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不同工作单位进修的科技人员却难以实行，于是我们成为在英国唯一不受“二人行”限制的行动最自由的中国人。但是，使馆对我们这些留学人员能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是有明确限制的，规定我们只能看新闻、体育、政论节目，电视娱乐节目是不能看的，好在我工作学习很忙，这些限制对我其实没有多大影响。
虽然我们在英国的生活费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按月寄到我们的银行账户，每月84英镑，但是，大使馆对我们如何使用这笔生活费是有严格规定的，使馆规定我们每日的餐费是66便士（1英镑=100便士），早饭16便士，中晚合计50便士，每天必须记账，回国时将账本交给使馆审核。住宿费可以在生活费里实报实销，交通费只能报销居住地至工作单位的两站之间的地铁月票。
另外就是每月可以支配的零用钱，“批林批孔”运动前是6.3英镑/月，运动后降为4.3英镑/月。这点零花钱大概可以买一条香烟。我们这些进修生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工作和学习的，而且每月还会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按月寄给我们的生活费里省出约20-30英镑，上交使馆。当时，使馆对我们与外界的交往也有严格的规定。
一次，系里的坎姆博教授（Reader）请我去他家吃饭，请我向他们社区的邻居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经请示大使馆得到了批准，但我必须再带一位我的中国朋友一同前往。于是，我找了当时在圣巴塞罗缪医院内分泌科进修的协和医院的陆兆麟大夫（他90年代时担任过协和医院的院长）与我同往。
我非常幸运，除语言学习之外，我在英国留学期间都被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安排在伦敦的国际学生大厦居住。
这个学生大厦又叫做“国际学生之家”，是由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作为第一赞助人的一个慈善机构于1965年建成的，里面住着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留学生。里面有图书馆、阅览室、餐厅、3间对应不同电视频道的电视间、舞厅、室内健身房和电影放映厅。每年，当时还在世的女王母亲都要来这个国际学生之家看望各国来的留学生，是个非常理想的与各国留学生交往的地方。
当时，我们是不准与台湾来的留学生和苏联派到英国的留学生交谈的，好在我的旅英生活中没有遇到台湾来的留学生。但是与我一同住在国际学生大厦的有一位莫斯科大学来的讲师，还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在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博士的姚建平。
姚建平和我是好朋友，他和那位莫斯科大学的讲师也很熟，他常把他与这位莫斯科大学讲师的谈话告诉我，但我与这位莫斯科大学的讲师即便插肩而过，也从不打招呼，我们都知道彼此的政府不允许我们有任何接触。其实，所有住在国际学生大厦的留学生都在大厦的餐厅用早餐（因为早餐包在房费里），是彼此认识和交谈的好场所，我可以与各国的留学生交谈。
譬如，与来自一位西班牙的反佛朗哥的记者交谈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也可以为了反驳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的歪曲，与来自西德的留学生激烈争论，但是绝不能与来自修正主义苏联的学者交谈。
1974年，国家除了派遣我们这批科技生来英国进修，还派了一批平均年龄比我们小10多岁的英语语言留学生，他们开始在伦敦以外某地的语言学校学习，由于期间一位来自总参二部的留学生“叛逃”，使馆不得不把他们集中到位于伦敦梅德维尔街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聘请了斯诺先生的第二任夫人教授他们英语。
由于国内“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我们在英国进修的科技生每两周都要到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学习“批林批孔”，从而与这批语言留学生有所接触。后来听说，这批语言留学生里，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部长。
1973年秋，使馆为我们在伦敦的三位进修生安排了一次去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拜谒革命导师马克思墓的活动，与我们同去的有当时的英国左翼记者格林（Phillics. Green）夫妇。
格林先生是英国著名的记者和制片人，从上世纪60年代起，访问过中国不下15次，早在1960年就专访过周恩来总理。1979年文革结束后，他又访问中国，并受到华国锋主席的接见。（这两次专访的视频还在国家档案馆保存）
1973年10月以后，60人的赴英进修生中，又有一些同伴们陆续到达英国，我们所的刁云程和程振起也到达了剑桥大学。1974年早春，我去剑桥看望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一睹闻名世界的剑桥大学的风采。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为一所坐落于英国剑桥的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之一。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四古老的大学。至2010年已诞生了9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与刁云程、程振起、赵忠贤（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以及怎么也想不起姓名的同批学友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那典雅古朴的建筑物前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1975年3月，我与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胸外科大夫张世泽一起，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返回祖国。
离开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前，我将撰写好的学术论文“测定电子束能量的流式量热法（A Flow Calorimetric Method of Determining Electron Beam Energy）”交给了我的直接指导教师拉沃尔（S. Lovell），请他在语言上润色后提交《医学生物学中的物理学》（Phys. Med. Biol.）杂志发表。
当时，系里的几位好心的年轻教师就警告过我：“拉沃尔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论文了，你要当心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你前面。”该论文后来发表在1976年第2期的Phys. Med. Biol.上，拉沃尔果然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我的前面，好在没有注明谁是通讯作者。
临行前，在坎姆博教授和英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帮助下，我有幸参观了当时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尚不开放的牛津郡迪考特（Didcot）附近的英国核科学研究所，还参观了曼切斯特帕特森肿瘤研究所。
由于我们回国时的行李大大超过了乘飞机规定的20公斤限额，留学生们回国都选择乘火车从伦敦去多佛港，乘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荷兰海牙登陆，然后穿越整个欧洲大陆经莫斯科回国，旅途历时半个月左右。
当时，国家对留学生的安全十分重视，因为之前不久，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失事，造成机上几十名在苏联学习火箭和其他尖端技术的中国留学生遇难。于是中国政府规定，留学生回国途中，只要遇到换乘站，都必须有途经国的中国大使馆派人迎送。我们从伦敦出发后，第一站是海牙，我国驻荷兰使馆派员接送。
当时，从海牙开往莫斯科的班列不是每天都有，好像一周只有两列，我们就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住了两天，使馆同志很热情，专门派车带我们游览了海牙国际法庭和离海牙较近的鹿特丹港。送我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时，使馆人员还塞给我们乘坐的车厢列车员每人15个荷兰盾和两瓶酒，请他们对我们特殊关照。
列车抵达莫斯科时，我驻苏使馆人员早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们被安排在列宁山上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住下，等候莫斯科开往北京的下一趟列车。为安全起见，我们自己不得外出，但是使馆同志还是开车带我们拜谒了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我们瞻仰了当时在我们心里极为崇敬的躺在水晶棺里的列宁遗容，内心非常激动。遗憾的是，1975年我们瞻仰列宁遗容时，斯大林的遗体已被移出了红场陵墓。
我们在莫斯科-北京的列车卧铺车厢里度过了8个昼夜，使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些足够在列车餐厅用餐的苏联卢布。旅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当列车在邻近贝加尔湖的一个车站停车时，我们和同乘这趟列车的几十位在苏联学习的越南留学生都下车购买颇有名气的贝加尔湖炸鱼，不料开车后发现一名越南留学生滞留在车站，未及上车，急坏了越南归国留学生的领队。
后来听说苏联方面用直升机把这名未及上车的越南留学生送到了下一个火车站，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苏联人办事很有效率。
我们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列车在内蒙的二连车站进入祖国，边境安检人员上车对乘客检查。我因为在英国用节约下来的零花钱的半数购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将新购的手表带在手腕上，却把去英国时带去的姐姐送我的苏联手表放在了箱子里，结果遭到了开箱检查的厄运。
安检人员从我的箱子里翻出了几盘录有贝多芬和莫扎特交响乐的卡式录音带，还搜出了几双我在英国购买的准备送给妻子和家里女同胞的尼龙丝袜，因为没有撕掉丝袜上女人穿袜大腿的标签，遭到安检人员的严厉批评和责罚。由于国内当时正处于由“文革旗手”江青发起的对所谓“无标题音乐”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录音带被说成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保留丝袜上的大腿广告标签则被视为追求黄色淫秽。
我被带到车站一间办公室，除了接受批评教育，留下国内单位名称地址以便他们向我所在单位反映我的严重问题，安检人员还没收了我的全部古典音乐录音带，丝袜虽未被没收，却责令我当场撕掉所有尼龙丝袜上的标签。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态竟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
我虽然在英国只待了1年零8个月，但是学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从一个学物理的年轻人向研究生物学蜕变的开始，英国许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学家都有物理学的背景，它增强了我转向生物学的信心，这可能是我留学英国最大的收获。在英国期间，认识了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让我受益匪浅。
我特别要提一下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的导师罗特布拉特教授，他当年已经66岁，有许多社会活动，未能亲自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让我在课题研究外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和参与辐射化学和微剂量学的研究实践。我当时并不太了解他，只听说他是一位反对核武器的社会活动家。
直到上世纪末，才知道他因为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共同发起、并由他领导组织了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1955年，为了寻求解决全球安全威胁，发表了由包括罗特布拉特在内的11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7年，由罗素和罗特布拉特根据这一宣言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帕格沃什小镇建立了反对核武器、主张核裁军的国际会议，并以该小镇的名字命名。我的这位导师罗特布拉特（1908-2005）以他在帕格沃什运动中的贡献，在他87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2005年9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对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反核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今天，当我回忆起45年前的留学经历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国留学已经从少数公派，变成了每年几十万人的自费留学，国家行为的派遣变成了青年人普遍享有的求学权利。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富强，中国人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接触世界先进科技、先进文明的机会，必将加快中国的前进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