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一家人在春天搬进了新房子，春暖花开时节又逢乔迁之喜，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然而没过多久，林明的妻子和女儿都染上了怪病，他们看东西模糊、睁不开眼、复视，接着咀嚼吞咽困难、头下垂，几天后便去世了。
不止是林明家，艾德山家也曾有三个人得了此病，后来又有两人遭殃；彦山、开山、白山三兄弟以及彦山的田间伙伴德林，四人在同一天得病，并都于三日后死亡……这是上世纪50年代，流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县的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每年春天，疾病就像天气转暖时节又悄然而至的寒流，在当地的锡伯族人中弥漫开来。
这种“察布查尔病”，曾一度造成当地民众的恐慌。察布查尔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是中国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自治县，“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意思，寄予了当地人民对于丰衣足食生活的美好向往。虽然察布查尔县是锡伯族自治县，但其实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地，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人在这里生活。
“察布查尔病”就存在于这样的土地上，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蒙上了一层撕不开的浓雾。得病的都是锡伯族人，并且多是妇女和孩子，都是从眼睛的症状开始，严重者往往两到三天死亡。而直到死前，病人们都意识清晰，可谓是“残忍地清醒着”。幸运地挺过来的人，也要好几个月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因未能弄清病因，大批锡伯族居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有的居民甚至被迫外迁。
1955年到1957年，当时的卫生部和新疆卫生厅（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曾先后派人去调查过，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疾病总是在春天发生，这样特殊的季节性，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虫媒”传染病。通过蚊子传播的脑炎成了头号怀疑对象。但一方面察布查尔县并非森林和草原地带，疾病最为流行的时候，传播脑炎病毒的蚊子也还没有大量繁殖；另一方面，所有的病人都没有脑炎典型的发热迹象。这样看来，不应该是脑炎。
1958年4月，卫生部再次派出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专家组来到察布查尔县，在该县发病最多的六乡调查，希望能调查清楚“察布查尔病”。不过他们到达察布查尔县的时候，当年的流行季已经过去，能亲眼见到的病例只有三个，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而他们手里能拿到的，只有过去几年零零星星的调查报告、医院里几份简单的病案记录以及两例尸检报告，仅凭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认识疾病的全貌。
专家组成员们迅速分析了现有资料。
两份尸检报告显示，死者中枢神经系统广泛充血、点状出血以及水肿，脑干部尤为显著，血管周围炎性细胞轻微浸润。这是典型的中毒性病变，也就是说，病人是中毒而死。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专家组成员们开始了走访和资料收集。他们一方面继续整理以前留下的材料，一方面挨家挨户地访问。
他们追问了过去的病人、病人家属、当地医务人员及居民，详细了解了疾病发病的过程，并搜索过去没有登记的病例然后全面记录，最终收集到了1949年到1957年间的88个完整病例作为分析的样本。
经过分析后，专家组再次明确了疾病的分布状况：疾病只在春天发生，四、五月间是高峰期；在锡伯族各乡，只有二乡历年来从未发生过本病，五、六乡得病人数最多；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病人都是锡伯族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发病，但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疾病家庭散发，也就是说患病的家庭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家庭内部也是零星发病。这样特殊的分布，也让专家组成员们再次很快地排除了呼吸道、水源以及虫媒传染的可能性。
随后的动物实验和细菌学检查，也证实了米送乎乎为中毒来源，而毒素正是曾经被列为怀疑对象的肉毒毒素。由于之前的调查没有对过往未登记病例做整理，因而缺乏足够的样本去探索病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并且由于一直认为肉毒毒素只会存在于肉制品中，没有找到季节性的中毒来源，所以尽管怀疑，却没有证实是肉毒毒素。
疾病病因明确后，察布查尔县卫生部门立即组织力量，销毁了全县尚存的米送乎乎，并向群众广泛宣传该病的病因及预防方法，鼓励大家尽量不做米送乎乎，以及在盐水煮沸前不要食用。此后多年，察布查尔病在该县销声匿迹。再之后，随着发酵食品的工业化生产逐渐取代了家庭自制，察布查尔病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