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大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这样的时光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所占到的时间，可能连0.1%都不到。数十万年以来，主宰着人类命运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匮乏。
因为匮乏，我们经历了漫长的苦难，但也在生存压力下学会了直立行走、拿起工具、褪去毛发、走出森林，乃至建立庞大繁盛的现代社会……在被誉为中国版的《人类简史》的新书《进击的智人》里，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著名人文科普大V河森堡讲述了匮乏塑造人类命运的故事。
故事先从南方古猿讲起。南方古猿是现代智人的远祖，生活在古非洲茂密丰饶的雨林里。500万年前，地球经历了一场持续了300多万年的冰期，受到低温的影响，大量的水分以冰雪的形式被封锁在了高纬度地区。干旱和寒冷让非洲东部的雨林渐渐退化成了辽阔的草原，或者说，非洲开始秃顶了。
在此之前，古猿的生活还算惬意，住在树上既保障了安全，也不愁吃喝，但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匮乏，随着非洲大陆“发际线”的节节败退，食物变得稀缺，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被饿死。摆在古猿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随衰退的雨林一起迁徙，另一个则是离开雨林，去开阔的旷野上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做出后一种选择的古猿走上了成为人类的进化道路，如今我们直立行走的姿态就和这个选择有关。
在草原上讨生活并不容易，草原上食物和资源的分布又少又散，往往在一个资源点只能吃到半饱，所以要想活下去，必须拥有在资源点之间长途跋涉的能力。关于直立行走的原因，学界还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有一个假说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听起来也最靠谱，那就是直立行走是为了节省能量。实验数据显示，以相同的速度在平地上移动，四脚着地的灵长类消耗的能量是人类的四倍。
也就是说，消耗等量的能量，直立行走能到达更远的地方，也就意味着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就这样，更擅长直立行走的古猿占据了生存优势，留下了更多的后代，把这个特征传了下来，并且一代代继续加强。
为了保存下更多的经验，匮乏要求我们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在无尽的探索和迁徙过程中，记住更多事情显然能有效地提升生存率，能够记住多个资源点的位置，可以帮助古猿更好地对抗匮乏，自然对记忆力的筛选也就让古猿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脑容量。而拥有更长的寿命就意味着有机会积累更多的经验，来帮助迷茫莽撞的年轻人少走弯路，提高群体的存活率。
另外，除了食物的匮乏，草原上还有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凶猛的捕食者。
不管是远古的祖先还是现在的人类，孤身一人手无寸铁面对真正的猛兽，都是纯粹的送死。凭借古猿弱小的肉体，只有学会并肩作战才能生存下去。而要组成一个团体，成员之间必须彼此认识，每个成员都得记住其他所有人的身份。
但大脑的储存空间是有限的，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现代人的群体规模极限是150人左右，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和150个人建立稳定的社交关系，超过这个数，记忆就会变得模糊，记不清谁是谁。
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关于匮乏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匮乏塑造了不仅人类的模样，匮乏同样塑造了人类的历史。伏尔泰曾说：“17世纪是篡权者的时代，世界是抢劫、掠夺、胡作非为的大舞台。”17世纪的欧洲各国普遍迎来危机，中国明朝也因积重难返的内部矛盾而走到了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日。究其背后原因会发现，这种全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中叶的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进一步加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动荡。
在中国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寒冷过，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集中爆发。整个明朝276年间，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各种灾难只不过是“匮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人。
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16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和随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掌控自然力量，通往富足社会的大门。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人类社会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而这样的富足，在智人30万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但回顾过往，中国十几亿人口告别饥饿，距今也不过才短短几十年。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匮乏并不是一件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事情，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只要人类活在世界上，就必须面对匮乏，与匮乏作斗争。在看似富足但依旧要与匮乏作斗争的当下，回顾人类演化发展的历程，理解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种种可以称之为惨烈的匮乏，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现在，通往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