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成都”由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明代，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便设在成都，今人称其为“皇城”。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军攻入成都，自立为帝，国号大西，称成都为“西京”。清军入川，四川汉人极力抵抗，战乱多年，人口大减。康熙年间，清廷实施“湖广填四川”，成都逐渐恢复生气。
清沿明制，设四川布政使司于成都，另派四川总督、成都将军驻防成都，并着手营建满城。
清顺治四年（1647），清军占领成都。那时成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既无居民，也无房舍，只好把四川省治暂设在今天的阆中。直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四川省治才迁回成都，并先从官署民居开始，一步步着手成都的恢复建设。
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专门安排八旗官兵长驻成都，但是人数不多。
3年后，又调原来驻防湖北荆州的八旗官兵3000人入川。在参加了平定准噶尔的军事活动之后，留下一支两千多人的军队永驻成都，当时又称为“荆州营”。清人“竹枝词”对此记载如下：“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时起？康熙五十七年秋。”“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之后，八旗兵丁陆续有所增加，至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在籍旗人有5100多户，约两万多人。
为解决八旗官兵的居住问题，需修建永久性的兵营，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就奏请清廷在成都城中新筑一城，专门用作八旗官兵居住。据清《康熙皇帝实录》记载：“四川巡抚年羹尧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向皇帝上疏，陈言四川地区地处偏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居，外与青海、西藏接壤，位置十分紧要……现驻扎在成都的荆州、满洲兵丁可与民众安然相处，奏请将满洲的兵丁酌量留在成都驻扎。
可在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供驻兵一千人居住……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也可以防守。当今正是用兵的时候，驻兵之事可以暂缓。但是应该先修建城墙，营建士兵居住之所。”
清军入川年羹尧接到奏折后，康熙皇帝召议政大臣集体商议。大臣们认为：“四川设防仅一千兵丁不足以调遣防守，可以再添六百人。之后，可令巡抚年羹尧会同副都统宁古礼，将现在四川驻防之二千荆州满洲兵丁内照数拨派……营建住所等事务交由年羹尧料理。
”到了十月，因为要用兵松潘，康熙皇帝告谕议政大臣说：“之前四川地方也曾设总督，年羹尧为巡抚，但是只理民事，无督兵责任。现今军机紧要，将年羹尧授为四川总督。”又说：“成都驻扎的满洲兵只有两千，为数甚少。将荆州的满洲兵再派一千前往成都驻扎预备。”
满城在成都府城的西边。一称少城，一说因晋人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得名，又一说法是因依战国秦张仪修建的少城遗址上修筑，所以称少城；又称内城，因为在成都大城之内，是城中城。
满城自康熙五十八年由四川总督年羹尧主持修建。
城垣“周共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七丈七尺三寸”，其中今西御街西口到羊市街西口一段，系利用明嘉靖时蜀藩朱让栩所筑藩王府旧城垣，高二丈；从西大街起至西南校场一段，系利用成都府城的城墙，更为高大。满城有5座城门：西御街小东门名迎祥门，羊市街小东门名受福门，小北门名延康门，小南门名安草门，大城西门名清远门。据清代常明等人所著《四川通志》记载，驻防成都的满蒙八旗兵以三甲为一旗，共二十四旗。
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从空中俯瞰，整个满城布局如同一只蜈蚣，将军衙门是蜈蚣头，一条长顺街是蜈蚣身，其余兵丁胡同是蜈蚣脚。
营建满城将军衙门一带的街区实际上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满城才初具规模。副都统法喀开始做成都驻防旗兵的移眷工作，眷属陆续来川。成都满城房屋主要由四川武进士、武举等捐资盖造。建城告一段落后，据清《雍正皇帝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三月，年羹尧向朝廷条奏八事，其中就有对捐造满城营房的官民请求给予叙议一条。满城的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
在满城之中，军事机构如衙署、营房盘查哨卡、军械、火药库房、练兵场等占据绝对主要的地位，此外有储备钱粮的库房和各种庙宇和祠堂。城内无商业和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上需仰赖成都府城。在屯驻、行军、演习、狩猎、祭祀上，八旗军各旗都有固定的方向和位置，“各照方向，不许错乱”。在作战和进行其他活动中，为了避免拥塞和混乱，严格要求各旗按照一定的方位行动。
成都满城修建，除增强四川的驻防力量外，还在于有此机动兵力，可及时应对藏彝地区突发事件，便于控制川西民族地区、屏障西藏等地，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政府设立成都将军，管理成绵、建昌道及松潘、建昌两镇民事军务，节制各级属员，管理土司土目，定期巡视大小金川等地。清政府还曾考虑在康定、昌都等地驻扎旗兵，联络成都驻防旗兵，保障行动；饬令成都将军介入西藏事务，等等。
清廷的意图明显就是凭借八旗兵的忠诚之心、果敢性格和调动迅速，及时应对和处理各类事件，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这是成都满城八旗兵不同于其他驻防旗兵的特别之处，反映了清政府对藏区施以特殊管理的政策用意。
在成都修建的满城，成为隔绝满人与汉人的屏障。
满城不允许汉人进入；八旗官兵受到特殊的优待，“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专门制定“旗人法”管理旗人，旗人犯法也由八旗内部理事和衙门共同商议处理；旗人犯罪要免去流放的刑罚，因为旗人是巩固统治的支柱，等等。这使驻防旗人在成都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但是即便八旗子弟享有特殊待遇，依旧不能轻易出城。满城内外，关卡林立，门禁森严，旗人有事外出，需得到批准。清朝中后期，对八旗兵丁的地域封禁政策更为严厉。
清朝末期，满汉互不往来的规矩遭到破坏，满城内的八旗子弟开始偷出城外想尽一切办法谋生，城外的汉族人由此也可以偷入满城忆古话今之内做生意，双方逐渐融合、通婚。辛亥革命后，成都满城名存实亡。建国后，成都政府对满城内的遗址进行维护与翻修，成都满城也成为当地的旅游热点。曾经隔绝民族的城市，重新成为各民族友好交往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