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俄两国就《中导条约》问题再起波澜，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愈发严重。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世界已经多次见证特朗普的愤怒，这一次，他的愤怒关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表示，除非中俄愿意与美国签订新的协议，否则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随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莫斯科希望与华盛顿就战略稳定制定新的核条约。
《中导条约》订立于1987年，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决定不再保留、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千米至5500千米、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条约签署后三年间，美苏共销毁2692枚相应规格导弹，其中苏联1846枚，美国846枚。条约中“作为核运载工具”这一要项，清楚表明了条约的本意在于通过“卸载”中程运输工具的方法，间接削减彼此的核打击力量。
因此，有专家指出：“相较于《中导条约》这个说法，‘中程核力量条约’其实更能反映双方的实际意图。”对《中导条约》的破坏，最终也一定会影响全球核裁军进程。
说起1987年的《中导条约》，就不得不提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两大历史事件虽时隔25年，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互为因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因为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带头大哥”的身份，尤其是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带来的余威，美国声望日隆。但随着苏联1949年成功试爆原子弹和1957年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深感“时不我待”，大力扩充核武库，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升级。
都说一流国家做棋手，二流国家是棋子，三流国家当棋盘。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下，二战中各领风骚的欧洲列国也只有当棋子的份儿，整个欧洲沦为棋盘，“北约”与“华约”泾渭分明。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瞄准苏联的中程导弹，赫鲁晓夫惊呼“过分”，但无奈美国受大洋庇护，鞭长莫及。
1961年，美国、古巴交恶，赫鲁晓夫敏锐嗅得战机，决定孤注一掷，于1962年秘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想把美国的后花园打造为苏联中程导弹的海外基地，从而“弯道超车”，实现战略平衡。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美国的极大反弹，美军顷刻间云集加勒比海，核战争一触即发。最终，苏联鸣金收兵，从古巴撤走了导弹。
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固然“吃”了一记闷棍，被迫撤出其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导弹，但它也并非一无所获。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撤出了其部署于南欧和东亚的陆基中程导弹，仅保留对苏联威胁较低的可投掷核弹的轰炸机和潜射核力量。美苏两相让步，反让古巴导弹危机成为“一件很侥幸的事情”。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此侥幸，以致它促使了几个限制核武器的协定形成：1963年的《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些协定合到一起在实质上缓解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紧张局势。”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潜射弹道导弹（不受《中导条约》限制）射程与精度日增，苏联再次感到威胁，从1977年起，在本国和东欧部署苏式中程导弹SS-20以做应对。对此，西欧的本能反应是希望美国重新回到西欧部署对等的中程导弹，如潘兴Ⅱ型导弹与陆基“战斧”巡航导弹，从而实现“美欧防务相连”，以形成“苏联若进攻美欧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全面核战争危险”的局面。
对此，施密特总理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态度模糊：他固然想通过“美欧防务相连”确保欧洲安全，但又担心因同意美国重新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反而使西欧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左思右想后，1979年12月，经施密特倡议，北约理事会通过一个名为“双重决定”的决议，敦促美国尽快同苏联举行武器谈判，否则，北约将在西欧部署导弹以制衡苏联。1981年起，美苏双方开启谈判。
1983年，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Ⅱ型导弹与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最终，苏联因国内经济低迷不得不让步。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导条约》。随着苏联的最后一枚“开拓者”导弹被运抵华盛顿航天博物馆与美国的潘兴Ⅱ型导弹一起展出，导弹危机划上了一个逗号。
1987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中导条约》。这是一个欧洲愿意看到的结果。
因为维护欧洲和平做出的贡献，《中导条约》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被视作构成欧洲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石”，“有益于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关于《中导条约》签订的时代背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里这样描述：“在里根的心底深处，相信美苏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但是他认为美苏共存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吓的平衡点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刚好，有人与他共此清梦，那就是苏联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霍布斯鲍姆继续写道：“冷战结束，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俱皆如此，认清了核竞赛邪恶无理性的本质，并且相信对方也真心诚意，愿意结束这场疯狂可笑的竞赛；就实质而言，冷战可以说在雷克雅未克（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次高峰会议后便告结束。”
《中导条约》关键条款的达成正是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而条约的最终签署正是在1987年华盛顿峰会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导条约》的缔结，与其说归功于施密特的倡议、里根的智慧、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不如说是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的冰山已经出现了根本的裂缝，且日渐消融。恰如邓小平在1985年做出的判断：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与欧洲各国的欢欣鼓舞不一样，《中导条约》订立以来，美苏两国内部对该条约的反对声就没有停止过。苏联军方把戈尔巴乔夫戏称为“导弹脱衣舞总统”，认为《中导条约》限制了后来俄罗斯的军力发展，“上了美国的当”，属于“自废武功”。
美国方面则迁怒于中国、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大国，认为它们正是抓住美苏（俄）按下陆基中程导弹暂停键的契机，大力发展自身的陆基中程导弹技术和核武库，从而使美国在相关热点敏感区域的影响力受到掣肘和限制。
奥巴马政府时期亚洲政策顾问凯利·马格萨门说，中国不受《中导条约》约束早就让华盛顿的决策者“烦恼不已”，美国国防部也厌倦了只能通过从舰船或飞机上发射导弹这样的手段制衡中国，《外交杂志》刊文《关于〈中导条约〉，特朗普是正确的》力挺美国“退群”，认为“既然是一个关于限制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条约，它就必须包括所有的拥核国”。
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算盘，俄罗斯也早就心有戚戚：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表示《中导条约》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朝鲜、韩国、印度、伊朗等一批国家已经拥有了这种导弹”。
在实际行动上，美俄“反悔”心态更是一览无余。2007年，为阻止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暗示将退出《中导条约》，重新部署能覆盖西欧的中程导弹。同年，美俄向联合国提议，要把所有拥核国纳入《中导条约》，但未获通过。
2014年以来，美国和北约多次指责俄罗斯生产和试射的9M729型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俄罗斯以“没有证据”进行否认，并倒打一耙说：“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体系使用了岸基宙斯盾系统，这些发射装置只要更换软件程序就可用来发射进攻性导弹，而不是反导导弹。
”在美国提出退约后，普京声称：“如果美国退约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俄罗斯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部署在欧洲土地上的新导弹；如果美国把导弹送到欧洲，那么同意这么做的国家便是把本国领土置于可能遭到反击的威胁之下。”
针对特朗普的退约决心，固有“引发二次军备竞赛”这样的担忧，但“唱反调”似乎越发不合时宜了，唯有向前看才是正路。
《纽约时报》预测：“美国退出后，可能会部署一种可从陆地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而核弹头经过改造后也可装载于‘战斧’导弹上。”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学者卜大年则认为：“退约将为美国在关岛和日本部署更隐蔽的公路机动常规导弹铺平道路，这将加大中国对该地区美国舰船和基地实施常规打击的难度，还可能迫使中国加入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相较于媒体和智库的激情，技术官僚反而显得比较理性。
美国空军参谋长早在2017年6月国会听证时，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在东亚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他干脆地回答：“不用，海基和空基的导弹够了。”特朗普本人一边说“美国将扩充核武库，直到其他国家醒悟过来”，一边却说要把国防部提交的2020财年73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压缩到7000亿美元，这大不同于当年里根总统为逼迫苏联签署《中导条约》而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况且，即便美国如愿退出，其在世界重新部署中程导弹的阻力，一点不会小于冷战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国防部高级官员亚伯拉罕·登马克和凯利·马格萨门等均流露出此类担忧：“关岛、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都是美国部署导弹的可能地点”，但“很多与同盟关系有关的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美国出台任何在亚洲部署导弹的政策都需要与盟友密切协调，而围绕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问题的预期管理不当将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
但无论如何，从美俄十余年来围绕《中导条约》打的口水战和暗地里的较劲不难看出，两国都想退约，都在不断挑战条约，都在为“废约”积蓄口实，无非是谁先开口、谁彻底迈步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特朗普当然不会让人失望。据说，特朗普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谈到他喜欢的东西时说：“除了金钱、女人、权力和我自己，就是核武器。
”如今，能阻止特朗普实现他所有人生梦想的障碍已经很有限了，唱反调的“假媒体”“假智库”不足为虑，至于欧盟是否愿意、世界还是否需要这块限制“中程核力量”的遮羞布，就更不重要了。不挣脱这30年的枷锁，美国怎么能优先？
201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曾说：“《中导条约》是开启核裁军的决定性步骤，撕毁条约会带来严重后果。当前俄美之间围绕条约产生的分歧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现在是政治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
政治正在发挥作用。美俄首轮沟通过后，俄方明确：美国将在约一个半月内正式通报撕毁条约，之后再过6个月条约就将失效。基于此，俄方同意与美方就战略稳定签订新的核条约，已向美方提议举行副部长级磋商。
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新闻网采访时说：“美方退出《中导条约》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是一个错误。”在《大外交》一书里，基辛格曾用“威尔逊主义”“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情节”来解释里根的思想。虽然世人并不看好里根的能力，但世人皆相信里根和美国一样有着“独特的道德立场”。
霍布斯鲍姆说，里根“以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的各种魔障，如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等，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
间谍出身的普京不是戈尔巴乔夫，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有别于里根。不能说普京、特朗普的身上丝毫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但我们必须发问：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和平面前，是否依然“迷雾层层”？战争背后，是否果真“各种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