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晟走了，走得那么的突然。2018年12月6号那天早晨，我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和许多人一样，看到手机微信里朋友询问的信息，我还十分肯定地以“别开玩笑”作了答复，可是后面的几十分钟如雪片一样飞来的消息让心情沉重起来，接了几个电话，电话这头的我已经渐渐发不出声音，直到飞机要起飞的那刻，晓亮的电子邮件将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收走，那种感觉的强烈就如同心在冲动的年纪被猛然击碎一样。
斯坦福大学的标记就是一棵树，而首晟对我，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就是斯坦福的那棵树——站在最高点，看着最远方，永远青春洋溢挥洒自如。今天，这棵大树消失了，消失得那么的坚定和突然，留下我们这群在大树下乘凉的人错愕、迷茫、悲伤，让许多人的思念和回忆都布满了深深的负疚感。
我内心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都碰到了很好的导师，尤其最幸运的是成为首晟博士生中的第一个中国人。
和朋友聊到首晟时，总会有一丝得意和自嘲：“至少首晟觉得我还不错，不然后来他不会有这么多中国学生，不过自己应该是他的中国学生里最差的，因为不幸变成他设立的最低标准。”这份内心的想法和调侃却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流露过，总觉得将来某天会有机会在祝贺他的场合去陈述一下，乐一乐，而今天却只能留在平淡的文字里。
首晟的科研生涯至少在大方向上有三次漂亮的转身，每一次转身，都让他的成就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一点在现在知识无限细化的时代，看上去非常地与众不同。应该说我非常幸运地见证了其中的两次，在我看来，这些华丽的转向衔接得非常合理、自然，背后体现的是他对研究方向的卓越洞察及把控能力，融汇贯通自己导师们研究特点形成的独特思维研究模式，以及他对物理世界统一规律的那份理想和追求。
对首晟来说，他后来拓扑绝缘体的工作的确只是这项工作的延伸而已，这在他与合作者的综述文章里有着非常清楚的论述。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许多认知的确比Kane-Mele经典理论文章的出现早了好几年。我曾经被人问过：既然首晟对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有这么清晰的图像，为什么当时不立刻直接去构造一个像Kane-Mele模型一样的模型？我个人的回答是首晟，和我们许多人一样，都对能带的理论缺乏重视。
1998年10月的某天下午，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Varian大楼旁大树下的草坪里，系里的学生和老师都沉浸在祝贺Bobert Betts Laughlin教授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悦中。这已经是系里连续第三年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在这颗大树下举办庆祝活动。Laughlin由于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理论工作获奖，他的办公室就在首晟的隔壁。
首晟和他彼此欣赏，平日里经常一起讨论物理问题，每到高兴时他俩经常发出响彻楼道的笑声。那天的庆祝活动首晟迟到了些，两个人见面的问候和祝贺依旧是那标志性的笑声，在笑声里，听到Laughlin大声对首晟说，“You are the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