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家庭内部财产的分配并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还要看婚姻法怎么说。在2011年之前，婚房在夫妻离婚时，一般被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在2011年的那个夏天，最高人民法院给出了《婚姻法解释（三）》，俗称“新婚姻法”，一时引得无数争议。首先，婚前购买的不动产，例如婚房，离婚时归房产证上登记的买方所有。这条甚至适用于登记的买方婚前仅仅支付了首付，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情况（第10条）。
第二，当父母协助子女婚内买房且房产登记在其子女名下时，离婚时房产是该子女的个人财产（第7条）。第三，如果子女婚内以父母的名义购买房改房并登记在该父母的名下，离婚时房产归该父母（第12条）。
这些条文字字清晰，似乎是在说不偏袒结婚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但结合社会现实，却让人不那么明白了。特别是房价蹭蹭蹭地往上涨的时候，2011年的“新婚姻法”可能对女性更不利。
因为有没有婚房对中国男青年脱单来讲至关重要，男方家庭一般集全家之力帮助男方买房（毕竟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而女方家庭却很少有父母帮忙婚前买房的情况。正因如此，大多数中国婚房的房产证上都只有男方的名字，这点在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了支持。
但是，不负责提供婚房，女方一般要负责装修买家具，多干家务，以及照顾老人和孩子。然而，这些劳动价值却没有在2011年新婚姻法中得到体现，并因其争议性受到了巨大的媒体关注。主要的国际媒体，例如《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每日邮报》和《卫报》等都有长篇幅的报道。
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要在2011年给出如此有争议性的解释呢？这背后是中国社会经济所经历的的巨大变革所推动的。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财富的积累，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建设的需求日益高涨。因此，中国在2007年第一次颁布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第二，从21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房地产热潮。因此，男方的父母一般要付出巨大的家庭财富来购买婚房。第三，中国的离婚率从21世纪初开始就逐年上升且增幅迅猛。
男方家庭逐渐面临着一旦男方离婚就会损失一大笔财产的困境，因此他们感到不公平，而关于离婚财产纠纷的案件数量也逐年大量上升。第四，社交网络开始在监督政府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相似的案件如果得到不同的宣判就会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引起争议,这些争议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最高法院需要有一个清晰、简单、具体而又与2007年的物权法精神一致的离婚法，来降低法官宣判的灵活度。于是就有了2011年新婚姻法。
但是，这新婚姻法实际造成的结果如何呢？随着房价越来越高，很多女方及其父母也帮着男方买房结婚。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查，在90%的用现金购买的婚房和70%的以贷款形式购买的婚房中，女方都有出钱。但是，由于她们没有预料到婚姻法会如此改革，她们的名字没有在房产证上，她们也没有保存付款的证据。
2011年新婚姻法的反对者认为，这次变革对男性和女性造成了不对等的后果：男性离开婚姻时可以拿到升值的房产，而女性由于没有预料到这次变革，她们付出的劳动和金钱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但是，光说不练假把式，作为严肃的人口学家，我们一定要用数据说话。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2010、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对2011年新婚姻进行了政策评估。
结果发现，大约70%已婚家庭的婚房都只有丈夫（或丈夫的父母、祖父母）的名字在房产证上。对这些家庭来说，2011年的新婚姻法导致了部分产权从女方到男方的转移，降低了离婚概率。只是，这并不全然是一个幸福的故事。在我国，大部分离婚由女方提出，新婚姻法颁布后，女方离婚的代价上升了，所以从数据上看，离婚风险降低了。但是婚姻不幸福的女性由于新婚姻法更不敢离婚了，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在新婚姻法颁布后一年内降低。
与此同时，2011年新婚姻法并没有使得这些家庭中的男性觉得更加幸福。
不过，在婚姻法变革后的五年之内，30%左右的家庭改了小本本上的名字，把婚房产权从丈夫过度给了孩子；另外大约10%的家庭把妻子的名字加在了房产证上。这些行为反映了夫妻双方对2011年新婚姻法的一些调适。由于这些调适行为，此次婚姻法变革对妻子主观幸福感的不利影响在长期逐渐消失。
但是这些调适行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新婚姻法颁布之后，相比于之前，妻子每周多花5%的时间做家务，以作为未提供家庭住房的补偿，而男性凭借房产在家务劳动中获得更高的议价能力。
所以，总的来看，2011年新婚姻法对大多数我国已婚妇女并不友好。虽然对妻子主观幸福感的不利影响是短暂的，但对她们的家务行为的影响是长期的。这每周多花的5%的用于做家务的时间，实际上反映了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愈发不平等，家庭内部的男女传统分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强了。女性因为投入更多了时间在家务而非工作上，使得男女收入的不平等也因此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