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是人们为了防止海潮泛滥成灾而在沿海地带修筑的堤防工程。全世界沿海国家都或早或晚、或系统或零碎地修筑过海塘。以欧洲为例，在低地之国荷兰，海塘与风车、郁金香并列全国三大景观。在挡海、围海和造田等人海互动中，荷兰人创造了杰出而独特的海塘遗产。截至2017年底，荷兰共拥有斯霍克兰低地、阿姆斯特丹防线、贝姆斯特圩田和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等多处海塘类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东南部滨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个海区的总面积约为473万平方千米。中国海岸线曲折漫长，北自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口至最南的广西北仑河口，全长18400千米。尽管海域面积如此辽阔，但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不以海洋国家自居。人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到了明代，沈懋孝才发出“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在守边防，转漕之吏在守河防，东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天子之守也……”的感慨。
“塘”，《说文解字》释曰“堤也”，《康熙字典》也说“筑土遏水曰塘”。可见塘的主要功能是挡水，塘最初常用的建筑材料为土。生命离不开水，但雨洪季节，河水暴涨，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地球上的每一处文明都是在治水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在上古中国，鲧用息壤筑坝，禹因势利导引河东向入海，避免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灭顶之灾。但与治河不同，海潮由东向西，不时侵袭沿海陆地，只能筑塘抵御。
人们沿海岸筑起一条细细海塘，防止海潮的同时，也在人海之间划出一道边界，形成了人与海、人文与自然不同的景观类型。
在史籍中，中国人筑土为塘并用于抵挡海潮的最早记录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当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曾著有《钱唐记》，书中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海塘修筑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期招募民夫组织施工，后期还需专人维护，怎么可能靠“千钱诳众”就简单实现？尽管这一记录逻辑漏洞百出，但其后的《水经注》《咸淳临安志》《太平御览》《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典籍却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沿用了这段文字。
到了五代十国，割据江南的钱镠开启了一段更具传奇色彩的海塘修筑事件——“钱王射潮”。
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最先着墨：“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钱尚父（钱镠）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面对汹涌而至的海塘，吴越王钱镠没有焚香祷告、祈求上苍，而是搭弓怒射，以强悍的姿态划定了人与海之间的界限，即箭头止落处就必须是海潮停息之处。这一举止似乎十分符合《汉书地理志》对吴越人性格的描述：“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
当然，射潮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扎实的海塘修筑随机展开。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对这一历史详细记录如下：“五代梁开平四年，钱氏建侯潮、通江二门，潮水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乃积石植木为塘，而城基始定。”有了海塘的呵护，杭州湾更多的聚落得以生成，人烟得以稠密，原来荒芜的海潮泛滥地成为人声鼎沸的人文地，史称“堤岸既成，（杭州）久之乃为城邑聚落”。
另外因海塘修筑而产生的一批衍生景观，如庙宇阁楼包括杭州著名的六和塔也出现在海塘附近，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
杭州如此，滨海的温州、福州亦是如此。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记录为明代宋濂的《横山周公庙》碑文。该文追述了西晋横阳（今温州）神祇周凯在温州大地上治理水患、修筑海塘的丰功伟绩，描述出温州海塘修筑的早期图景。
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教授认为：“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翻看福州的地方志，唐代以前的历史较为模糊，唐代之后则风气渐开，成为东南大都会。这期间，海塘的修筑起了关键作用。明万历版《福州府志》说：“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令李茸筑。初，每岁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成良田。
”可以说，海塘的修筑有效地保护了农田，也加速了温州和福州等地地域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为了有效抵御海潮，海塘一般修筑成下宽上窄的等腰梯形体，并在迎水一面设计出略有曲折的波纹线，以减弱潮流的冲击力。为了便于施工，人们将塘顶砌平，当百里海塘连成一片，塘道也自然形成，成为沿海居民往来的交通线。
海塘逐渐增多，其在沿海交通方面的作用也随之增强。在日常汉语里，人们也因此赋予“官塘”大路或大道的意思。
在浙北海盐，“官塘延亘，如运河之界，可以马步并达，中无险可断”，海塘成为与运河一样的交通运输线。在浙江温州，市区现存的南塘河，史前曾是一条海峡，随着海水退却，逐渐成为内河航道。为了防止海水反溯，人们很早便修建了石塘。为了整修海塘，修缮交通线路，当时的温州太守沈枢举全郡之力，疏浚河道，整治石塘，并在河东面的塘坝上铺上石板，利用海塘开辟“南塘驿路”。
仅半年时间，就实现了“水行御舻，陆行蹑踵，更相和歌，不争以贺”的良好局面，也改善了温州到瑞安的交通。
从明代开始，来自海上的威胁逐步增大。明中叶沿海倭患频仍，朝廷开始在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卫所城营建设，其中以浙江、福建为最。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卫所选址与历代海塘之间存在明显的伴生关系。人们以海塘为基础进行卫所营建或以海塘为依托进行抗倭的记录不绝于史册，这一点从温州的塘埭工程管理中可见一斑。
从明代海塘的管理模式看，驻军与地方一同分担修建海塘的任务。明正统五年（1440）至万历七年（1579）间，金乡卫沙园所的驻军就与平阳百姓共同修筑了沙园塘和南岸塘两处“共计九百四十余丈”的海塘。此外，明代还将海塘的军事建制称作“汛地”，并设置汛兵及巡检司，以观察汛期情形和传递军事情报信息，以巩固海防。
地方政府则以农政水利为宗旨，设置圩塘长、埭夫、岸夫、闸夫的岗位，进行海塘、陡门等的修建和日常维护，双方各司其职。海塘沿线以政区属地分段管理，各乡、村海塘划定乡村界址，分地段负责维修养护，立乡规民约，确保“损塘者罚，护塘者赏”，并勒石示禁。不难看出，军民共建赋予了海塘军事含义，也确保了在战时海塘能发挥出巨大的军事作用。
海塘作为人海互动的重要文化遗产，浸透着中国人海洋意识与海洋伦理，是中国海洋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2014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专辟“中国‘万里海塘’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现状、问题、对策与前景分析”一章讨论海塘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也于2015年就在全国“两会”提交了《钱塘江古海塘（包括钱江潮）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中国海塘的世界遗产保护、申报和利用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