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陪同下，二十三岁的露丝被医生固定在了手术台上。给露丝打了局部麻醉之后，詹姆斯·沃茨医生切开了露丝太阳穴前上方的头皮，暴露出下面惨白的头骨。他把一具专门在颅骨上开孔的环锯钻头固定在骨头表面上，慢慢地打出了一个直径约一厘米的小洞。颅骨下被血染得鲜红的脑膜露了出来。沃茨医生将一把又长又尖的手术刀从小洞里径直插了进去。刀尖戳破了脑膜，切到了大脑表面的脑灰质；脑灰质下面则是神经细胞相互连接的脑白质。
沃茨医生缓缓地把手术刀送进了露丝柔软的大脑。和被福尔马林溶液处理过的标本不同，新鲜的人脑质地非常柔软，像是布丁一样。手术刀在脑中能自由地游走。与此同时，协助他的沃特·弗里曼开始让露丝数数。一开始，露丝还和平时一样能正常地说话。沃茨医生手下的刀开始在她的大脑中搅动。以颅骨上的开口作为支点，沃茨医生慢慢地搅动着尖刀。刀片滑入大脑的深处，切断了联系神经细胞的脑白质。
随着切断的地方越来越多，露丝的口齿慢慢变得模糊了。露丝数的数越来越混乱，直到她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讨论过后，医生把手术刀从小洞里缓缓抽出。闭合切口之后，露丝被送到了病房。
露丝出生的那年，正赶上了现代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流感大爆发。这个小女孩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家庭的长女。她出生在全美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她出生的地点，是波士顿近郊布鲁克林的一座三层小楼。她出生的日子，是1918年9月13日。
她的母亲在家中要开始分娩的时候，家里的儿科医生却迟迟没有赶到。为了保险起见，家人们决定等到医生到来再进行生产，让家里的护士把母亲的双腿并拢，不让婴儿出来。两小时后，医生赶到了。这家人迎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母亲给自己的长女起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露丝。家里人给她起好了绰号，“迷迭香”。
露丝的全名是：露丝·肯尼迪。肯尼迪一家在波士顿布鲁克林区的小楼。露丝出生的时候，她的二哥约翰一岁半不到。几十年后，约翰·肯尼迪将成为塑造世界二十世纪进程的美国总统。露丝出生几年后，她的弟弟泰德、罗伯特也相继出生，他们两人将成为美国参议员，和二哥一起缔造肯尼迪家族最辉煌的时刻。然而露丝成了被家人遗忘的那个孩子。不，露丝是被家人藏起来的那个孩子。
露丝从小就和同龄人有些不同。
不会说话时，她好像就不太爱哭，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着。当同龄人都学会爬行、走路的时候，露丝的动作还很笨拙。一家人对露丝的异常越来越担心。她的状况在上了幼儿园之后也没有改善。赫赫有名的家族的大小姐，竟然没能从幼儿园毕业。家人给他做了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刚刚发明的智商测验。智商测验的结果，是60-70。延迟生产的那两个小时就这样改变了露丝的一生。
被堵在产道里两个小时的她大脑缺氧，也许再也不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
作为家里的长女，她的父母还是带着她参与各式活动。罗斯福总统见过她，英国女王也见过她。她是这家人的“颜值担当”，她缓慢的动作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可爱。然而跨过二十岁后，小时候平和的她变得暴躁和叛逆。在这个年龄，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展现出了过人的天分。
露丝小时候，父母还能把她当做可爱漂亮的小女孩到处展示；现在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动作笨拙、情绪不稳定的成人。她二十三岁那年，她的父亲受够了她的暴躁。医生们告诉他，有一种手术或许能让她平静下来。这个神奇的手术，就是额叶切除术。这之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手术后的露丝的确变得“平静”了。她的心智降到了两岁小孩的水平。她无法独自站立，也不能说话。大小便失禁的肯尼迪家族大小姐，最终在威斯康辛的疗养院中度过了余生。2005年去世后，她被葬于布鲁克林圣胡德公墓，和她的父母一样。终其一生，她成为政治明星的兄弟们都试图掩盖她的存在——哪个总统候选人会愿意谈论自己生活无法自理的妹妹呢？
在肉眼下，人脑看上去远没有心脏、肌肉、骨骼那么精巧。心脏是一台精密的机械仪器，一块块严丝合缝的肌肉相互协作着提供血液流动的动力，这一定让古代的解剖家叹为观止。人脑则是一团柔软而缺乏光泽的东西，放在颅骨中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途。怪不得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是精神的所在地，而脑只不过是一个给血液降温的散热器罢了。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这样认为。二世纪的罗马医生盖伦发现，头部受伤的罗马角斗士往往会出现精神上的异常。他依此推测，头部——而非心脏——是控制人思想和情绪的地方。在人类发现和使用电力之前，机械装置是人能想到的最复杂的装置。而缺乏肌肉的人脑却很难让人联系到机械装置。也许是因为这样，虽然人脑控制精神的猜想早就存在，但是在盖伦之后的近两千年里，鲜有人尝试通过在脑部做手术来治疗精神疾病。
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迷信，被认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被社会抛弃甚至处决。即便在20世纪，精神疾病患者也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社会把他们关在设施破旧的疯人院中，允许医生几乎毫无限制地在他们身上做医学实验。改变这一切的，是精神科学和心理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大发展。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生理学家圣地亚戈·卡哈尔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人脑并不是混沌的一团，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神经细胞组成的。
神经细胞之间通过一种叫“突触”的结构相互沟通，一起协作。不久之后，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发现，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和行为息息相关。切断脑与消化系统之间的神经能减轻精神压力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三十年代，耶鲁大学科学家约翰·富顿开始用大猩猩研究脑子不同部位和思维能力的关系。193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富顿向在座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富顿发现，如果把大猩猩大脑的额叶切除，大猩猩的思维能力会被严重削弱。他还发现，额叶被切除的大猩猩似乎变得温顺了。本来会因为测验做错而发脾气的大猩猩此时好像完全不在乎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于富顿来说，这说明脑部的手术不仅能改变具体的行为和能力，还能带来性格上的改变。富顿提出了通过做脑部手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但他也指出他的发现还是非常初步的。要想转变成临床治疗手段，脑部手术还需要很多很多研究。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富顿的科研成果给当时在场的听众之一——来自葡萄牙的医生鄂加斯·莫尼茨以启发：如果切除猴子大脑的额叶能给猴子带来精神上的改变，那或许切除精神疾病病人的额叶也能给他们带来病情的改善。其实，从富顿的发现到莫尼茨的这一猜想并没有太多逻辑可言。因为成本原因，富顿的实验只使用了两只大猩猩——这远远不足以让任何人做出确定的结论。
此外，额叶被切除的两只大猩猩在手术后发生的变化并不一样，其实只有一只大猩猩变得温顺了，另外一只变得更加暴躁了。然而没有神经外科背景的莫尼茨却被他们的发现牢牢地吸引了。
莫尼茨早年在大学学习了神经内科和精神学，对神经外科手术完全是外行。医学院毕业后，莫尼茨活跃于葡萄牙政坛，51岁才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专注于神经内科。莫尼茨是大脑血管造影的最早开创者，为后来对脑部中风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做出了重要贡献。
莫尼茨的想法来源于他对于精神疾病的简单理论。受到卡哈尔的影响，莫尼茨认同神经系统是由独立的神经细胞构成的。他认为，精神疾病的根源就是神经细胞之间突触的异常。异常的神经突触过于强烈，导致病人脑中出现不可控制的病态情绪和思维、抑制了正常的思维活动。这样想来，治疗精神疾病就应该从切除这些异常的神经连接着手。
莫尼茨想在人类身上试试这个手术。
在今天，想把一种在动物身上都没有完全检验过的外科手术直接挪用到病人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对病人，尤其是精神病病人的人权保护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莫尼茨活跃的年代还有一点不同——迷信的消除刚刚让人们意识到：病态的思维和举止并不是恶魔的体现，而是和感冒发烧一样的生理疾病。这一认识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快速发展。由于对脑工作原理缺乏理解，当时的精神病医生对许多病人束手无策。
病情较轻的病人还能通过谈话来治疗，病情严重的病人则完全没有对应的办法。
精神科医生们很愿意配合莫尼茨进行他的实验。就在听完富顿报告的同一年，1935年11月12日，莫尼茨使用他新开发的脑白质切断器开始了现代医学史上第一场精神外科手术。病人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女性，患有抑郁、焦虑、偏执、幻觉和失眠。这场手术似乎很成功。一位精神病医生在手术后认定病人的“焦虑和不安有明显减弱，同时偏执症状也显著减轻了”。
当时，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为“脑白质切断术”。手术的成功让莫尼茨和脑白质切断术名声大噪。手上有重病病人的医生纷纷决定尝试这一神奇的新技术。虽然病人在脑白质切断术之后往往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至少不像手术前那样吵闹、暴力了。对于毫无办法的医护人员来说，这台手术能改变病人的病情已经是非常神奇的事了。
他的技术漂洋过海，被美国医生詹姆斯·沃茨和沃特·弗里曼——本文开头做手术的两位医生——带到了美国。
在美国，他们把这种手术命名为额叶切除术。莫尼茨的手术方法——也就是文章开头露丝的手术所使用的方法——需要在颅骨上钻孔。即便在今天，在颅骨上开孔也是个大手术，有可能危及病人生命。进行这样的手术需要专门的手术室和专业的神经外科医生。虽然当时的人们对于切除额叶的负面影响缺乏认识，但是颅骨开孔的创伤性已经足以让医生谨慎行事了。
沃茨认为，手术危险性的局限性让许多应该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
于是，他构想了一个新的方法。众所周知，颅骨有两个开口供双眼露出。把手术刀从眼眶插入大脑就能避免颅骨钻孔。尖刀从眼球上的缝隙中插入大脑后，医生只需要摇动刀柄，尖刀就能切断额叶和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了。沃茨在自家厨房用一把攀岩用的冰镐和一只葡萄柚开始了实验。在尸体上做了进一步测试之后，沃茨提出了新的手术方法——经眶额叶切除术。
在这种手术中，医生只需要拉起病人的眼皮，把细长的专用手术刀从眼皮下刺入大脑在里面搅动就能完成手术。
弗里曼宣称，他们的新方法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就能进行。从前，额叶切除术是只留给重病病人的无奈之举——这下，额叶切除术成为了精神外科的常规手术。弗里曼的老搭档沃茨对额叶切除术的广泛使用感到不满，和弗里曼分道扬镳。然而，这并没有停下弗里曼巡游全美推广和展示额叶切除术的脚步。额叶切除术迎来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每年在美国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数量，从四十年年代初的每年一两百人发展到了四十年代末的数千人。到1951年，全美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接近两万人，而这其中四千台手术是由弗里曼亲自完成的。
短短几年内，从大猩猩身上的一个实验，到用在疯人院病人身上的实验性治疗手段，额叶切除术又变成了全美大大小小精神病院的常规手术。用额叶切除术治疗的病症也变得多种多样。
忧虑、慢性疼痛、抑郁、道德败坏……都成为了额叶切除术治疗的对象。额叶切除术甚至被用来改变性向：弗里曼的病人中，一千多名是希望改变性向的同性恋人士。现代医学史上也许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例子——在严重缺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一台手段粗糙的外科手术如此迅速地从动物实验变成了广为推行的治疗方案。随着接受额叶切除术的人越来越多，这台手术给病人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清晰。
1949年，额叶切除术的发明者莫尼茨因为他的发明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为他提名的正是弗里曼。在颁奖词中，评选委员会把1935年的第一台手术称为“神经病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致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表示，莫尼茨的手术能给有严重精神异常的病人带来病痛的缓解。随着世界各地的临床工作者开始汇报额叶切除术的效果，这台手术背后的草率开始显现出来。
大脑本是一台精密的仪器，用一根钢针修复大脑，就像是用榔头修理出问题的电脑。有的病人在手术后几天身体逐渐恶化直到死亡；有的病人还能正常言语，但病情却毫无变化；有的病人的症状减弱了，然而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有的病人——在手术前也不能算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