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什么？1943年，物理学家薛定谔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系列演讲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位著名的量子力学先驱委以了科学家一项新的使命：开始用物理学中的工具和直觉来解释生物的活动。他的想法后来被整理成书，被广泛认为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成功结合，并推动了分子生物学革命。薛定谔在三一学院的演讲公告。薛定谔的演讲最终被整理成书《生命是什么？》，今年是这本的75周年。
薛定谔在书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生命的基本问题，例如，生物体如何传递遗传物质，才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跨学科的对话，吸引了克里克、本泽尔、威尔金斯等人进入生物学领域。就在薛定谔提出自己的构想后的十年内，DNA的结构就被发现了。而到了1961年，遗传密码也被破译了。1943年薛定谔的课程演讲被整理成《生命是什么？
》，但是在这之后，薛定谔的这只猫就跳出了盒子。然而，有科学家认为，这次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结合忽略了化学。遗传物质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需要什么样的化学物质来维持世代遗传的探索。薛定谔的答案是，生命细胞中最重要的部分——染色体纤维，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储存基因的地方，必然是一种非周期性晶体。
所谓非周期性晶体是指一种原子非随机排列的结构，它为细胞编码一套稳健的“密码”，但缺乏晶体结构的规律性。薛定谔继续思索：这种非周期性晶体如何能够抵抗热运动的干扰，并在代际之间传递特性而始终保持稳定呢？也许有人会说，是化学键和化学结构保证了遗传物质的稳定性，正如鲍林在薛定谔出版这本书之前十年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化学键可以让原子的位置保持不变，这样分子就不会异构化，也不会一下子因为熵的缘故而崩坏。
为化学键理论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做出重要贡献的鲍林，他的工作启发了后来沃森、克里克和富兰克林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在1987年薛定谔诞辰100周年之际，鲍林对这本书的评价颇有一丝不耐烦。他写道：薛定谔没有意识到关于生命本质的真正问题，这个问题便是，生物独特性是如何实现的；一个分子结构可以编码一套密码，这没什么大不了，真正稀罕的是编码是如何实现的。
分子结构生物学的另一位先驱马克斯·佩鲁茨对此同样不屑一顾。佩鲁茨问道，为什么薛定谔不把这种非周期性晶体直接称作聚合物呢？或者谈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事实——基因的这种神秘作用是通过对酶的编码产生的？佩鲁茨抱怨道，“书中正确的内容均不是原创，而大多数原创的内容即使在成书的年代也是不正确的”。
鲍林和佩鲁茨都批评薛定谔的对生物体的热力学阐释过于简单、有误导性——薛定谔将生物体看作是从环境中获取“负熵”。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在所有变化过程中一定会增加。但是，生物体却以某种方式躲过了这种熵溶解。薛定谔认为，有机体依赖于“负熵”，通过负熵来维持结构中的组织和细胞功能，同时将产生的热量传递到周围环境中。鲍林甚至称负熵是对生物学的“负贡献”。这些批评有些是有道理的。从《生命是什么？
》这本书中，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薛定谔将生物细胞看作原子组织的一场令人困惑的阴谋——就好像一堆粒子会自发地组装成一辆法拉利——而忽略了分子结构这一中间领域，也就是化学领域。这或许与薛定谔自己的知识传承有关。在玻尔兹曼的阴影下，薛定谔在维也纳接受教育。在分子层面上，他吸收了统计随机性的语言，这种语言似乎很难接受分子作为明确定义的对象。量子不确定性也只是增加了分子世界的模糊图像。
佩鲁茨认为，这意味着《生命是什么？》似乎在坚持不必要的神秘。在很大程度上，化学可以突破物理学与生物学结合时遇到的问题。鲍林正确地指出了，与其纠缠薛定谔关于需要“新的物理学定律”来解释生命的推测，不如冷静而勤勉地研究特定分子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细胞的生化、代谢途径。假如克里克和沃森在1962年因发现DNA结构获得的是化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而非医学领域，那么就能强有力地传递出一个非常恰当的信息。
幸好9月初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举行的庆祝薛定谔工作的会议上，诺贝尔奖得主Ben Feringa谈论的是“化学的未来”，包括另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da Yonath、研究CRISPR的先驱张锋在内的演讲者都将分子作为核心话题。然而，《生命是什么？》在今天有着更深层次的共鸣。如果生命只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它就会消失于复杂性之中。一些分子生物学家似乎想要这样。
但薛定谔暗示，一定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原理来维持那些失衡的秩序，而DNA序列只是维持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