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失衡是指人口中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严重偏离自然状态下的数值，这在亚洲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将这部分由于非自然因素而短缺的人口称之为“消失的女孩”。有意思的是，“消失的女孩”不只存在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韩国这样相对富裕的国家。这似乎挑战了经济发展能促进性别平等的传统思维。
对于这个谜题，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种解释是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带给两性的机会并不均等。比如说，如果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一些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农业或者制造业部门驱动的，那它反倒可能会拉大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加剧性别不平等。
从家庭的层面上看，经济机会不平等是如何造成性别失衡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会基于两种理论模型来加以讨论。
在第一种模型下，家庭被简化成一个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而孩子则是依次敲门而入来申请实习生。作为公司的经营者，父母会仔细权衡每位申请者将来创造利润的潜力，然后决定是否给他（或她）留下来的机会以及放在什么岗位上去培养。第二种则是从家庭内部权力分配的角度展开推演的。它假设父亲和母亲在性别偏好有明显差异，母亲更倾向于不分性别地平等地对待每个子女。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力是由各自的经济收入决定的。
经济收入较高的一方对于家庭决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两个模型的机制不同，却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女性获得的经济机会越少，女儿就越不可能被平等地对待，社会中的性别失衡问题就会越严重。几年前，当我在助教课上讲到这两个模型时，班上一个女生批评说经济学怎么如斯冷酷，将家庭比喻作企业，将夫妻视为角力的对手，把亲情的温暖都省略掉了。理论模型好比是现实社会的地图。
根据不同的需要，同一座城市会有不同的地图（比如地铁交通图、地理梯度图和空气污染分布图）。每个地图中总难免有对实际景观的简化甚至是扭曲，但能帮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事实。而事实，有时要比理论更加冷酷——在没有胎儿性别检测技术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女孩是因溺婴、遗弃或者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而“消失”掉的。
只要妇女的收入提高了，女孩就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吗？
这一问题从逻辑上看答案清晰明了，但是数据上来证明因果效应并不容易。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看到A省女性收入较高且A省的性别更平等，便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提高了女性收入就能减少性别不平等吗？不能！我们观察到的可能只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因果性推论有助于理解特定公共政策的后果，才是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科研人员一般使用随机控制实验的方式来获取因果推论。
简单地说，要验证收入提高妇女地位这一假说，最理想的状况是随机将许多女性分成两组，只为其中一组提供额外的经济机会，隔若干年后再比较这两组女性的家庭角色以及她们子女的状况。
经济学家Robert Jensen就利用印度最近这些年兴起的商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ing Outsourcing，简称BPO）行业开展了一次实验。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欧美一些大公司能更多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部分商务流程外包给印度当地企业。外包流程中占比最大的业务是客服接线，其他业务还包括数据录入、订单处理和秘书服务等。换句话说，当你拨打一家美国厂商的订购热线，电话那头的客服专员很可能是坐在孟买某BPO中心的工作间里。平均来说，女性的声音更柔和、个性更细腻，这使得她们在这些岗位上比男性更有竞争力。
由于这些BPO中心大多开设在大城市中，信息的相对封闭使得许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并不了解这样的工作机会。
Robert Jensen于是聘请了八位有经验的BPO招聘员，让他们从地图上挑选出160个相对偏远、不太可能了解BPO工作的村庄。之后他随机抽取了其中80个村庄作为实验组，让这八个招聘员分别到每个村庄去提供为期三年的招聘服务（包括宣讲会、模拟面试等，但不保证录取）。
剩下的80个村庄则作为对照组，没有获得招聘服务。基于这三年的面板数据，他比较了实验组的女性是否在行为和态度上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实验组的年轻女孩变得更关心自己长期的职业发展——她们倾向于晚婚、少要孩子、并更愿意接受付费的英语和电脑教育。
相比传统研究方法，类似这样的田野实验能更有效地验证因果效应，但是它也并非是完美的。除了成本过于高昂之外，田野实验还可能会产生伦理后果。实验参与者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有时可能是有害的。甚至一些没有参与实验的人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Robert Jensen的实验中，如果BPO中心工作职位的总供给没什么变化，实验组女性更多的参与必然会将其他一些女性挤出这份工作。
在田野实验不可行时，研究者会将经济社会中的一些外生变化作为“拟实验”。在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变得有积极性种植各类经济作物。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并不一样。比如有些地方适合种水果，而另一些地方适合种茶叶。得益于身材娇小和手指灵巧，女性在茶叶种植上有着天然的比较优势。在适宜种茶叶的地方，女性会有更大的经济生产潜力。
于是，19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拟实验”：适合种茶的地区是实验组，不适合种茶的地区是对照组；改革开放后，实验组中的女性在家庭收入中的相对贡献要比对照组中的女性更高；而且茶价越高，两组间的差距就越大。
华裔学者Nancy Qian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妇女的经济收入对于女孩存活率的影响。她发现，当女性获得的经济收入相对男性升高，女孩的存活率就会上升。
反之，当男性获得的经济收入相对女性升高，女孩的存活率就会下降。当然，我们很难区别在这种效应的出现是前文提到的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在发生作用。很可能是两者皆有：茶价越高，女性作为生产者的价值越高，一方面家庭变得更有意愿去抚养女孩，另一方面母亲因其经济上的贡献在家庭中更有发言权。
以上这两项研究得到的结论有其乐观一面——即使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男孩偏好传统的社会中，赋予女性经济机会，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让我们回到本月“缪斯夫人”的讨论主题——经济发展能消除性别不平等吗？答案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为何。只有在发展能让两性的经济机会更平等的时候，性别角色才会变得更平等。
比如，由于男性在种植水果上有比较优势，所以在一些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承包责任制改革可能会提高男性的收入，使女孩的存活率更糟糕。在Nancy Qian的文章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结论：随着母亲的收入上升，所有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都会增加；但是父亲收入的上升，则会降低女儿的受教育水平，对儿子的受教育水平则没有影响。
这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女性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决策权时，会对整个家庭的经营与规划有什么影响呢？这也是我计划在下周与各位一起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