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强奸指控的那些重大的事例还历历在目：2014年《滚石》杂志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轮奸惨案，该文被广泛传阅，后因误报被撤回；以及2006年针对杜克大学曲棍球队无辜球员的强奸指控。辩护律师、共和党立法者，以及其他想讨论虚假指控的危险性的人，总是乐于引用这些案件。如果一个女人自愿发生了性行为，事后又后悔了怎么办？如果一个女人被男友甩了，决定通过指控他强奸来报复怎么办？
如果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得到关注，又怎么办？在今天的“喝酒勾搭文化”里，自愿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诬告是否会因此盛行？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对待关于强奸的控告，因为男人的生活经常毁于女人的恶意谎言。
但是，我的研究——包括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以及美国除罪释放登记机构（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记录的案例，都表明：这种表述错得离谱。
另外，这种表述会让真正的强奸犯逃过法律制裁，而且会反过来让我们更容易忽略虚假指控的迹象。清白的男性很少会面临强奸指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观点：虚假强奸指控会毁掉男人的生活，因而对男人是普遍存在的风险。通常，女权主义者对此会反驳说虚假的指控是很罕见的：据估计，只有2%到10%的指控是虚假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虚假指控几乎从未产生过严重后果。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尤其考虑到强奸属于重罪，可以判处多年监禁。
然而，从最糟糕的情况说起，因虚假的强奸指控而进监狱的情况极端罕见。据美国除罪释放登记机构记载，自1989年开始记录以来，全美国先是被宣判性侵犯成立、之后发现他们是受到虚假指控而被确定无罪的案例仅有52起，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被免除谋杀罪的案例有790起。
此外，针对那些向警方报案的性侵犯，英国内政部于2005年做了一份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显示，在216起被归为虚假的控告中，只有126起进入到了原告正式控告的阶段；只有39名投诉人说出了嫌犯的姓名；只有6起导致嫌犯被捕；只有2起提起诉讼，结果还都是指控不成立。因此，证据表明，即使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一名男性成为了虚假强奸指控的对象，指控也很可能在他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撤销了。这就引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虚假指控者费了那么大劲去报案，结果却立刻撤诉了？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青春期少女是最常见的虚假指控者之一，她会告诉父母她被强暴了以此避免被责骂。有时是因为意外怀孕，但是有时可能是更微不足道的原因：在《洛杉矶郡、洛杉矶市对性侵犯的整顿与起诉》报告中，“晚上回家太晚”的措辞在这些案例中出现的频率高得可怕。通常来说，坚持报警的都是女孩的父母。两项不同的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虚假强奸指控都是由所谓的受害者以外的人（通常是父母）提出的。
另一种被快速撤回的指控者是希望得到所需的医疗或精神病药物的人。一项研究表明，一年内被警察局归为虚假报案的55例指控中有6例符合此描述。和错过归家时间的青少年一样，在谎言的目的达成后，这些虚假指控者就没兴趣追加指控。
然而，有些虚假指控者的确会提起诉讼，这使我们陷入为难的境地，因为真正的强奸受害者经常被误认为虚假指控者，因此对任何一方的负面暗示都让人难受。但这两个群体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强奸受害者甚至不能算一个群体，他们没有相同的特质，他们可以是年轻人或老年人，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女人，同性恋或异性恋，富人或穷人——可以是任何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观察大量捏造的性侵案件，会马上发现里面的规律，其中最醒目的是：坚持起诉的虚假指控者都有捏造事实或诈骗的前科，几乎无一例外。事实上，他们往往是罪犯，而且他们的家人与朋友也都是罪犯。
杜克曲棍球案原告克里斯托·曼格姆（Crystal Mangum）是典型的虚假指控者。她在此之前报案过一起残忍的强奸绑架事件，没有人被起诉。她曾被判重罪，最终她因为另一项无关罪名而入狱（谋杀了她的男朋友）。她丢掉了跳脱衣舞的工作，因为她服用的抗抑郁药和美沙酮常让她在工作时睡着。可悲的是，她在孩提时代似乎真的遭受过性虐待——这也是经常出现在成年虚假指控者身上的特征之一。
尽管虚假指控者往往有着相似的经历，但是，他们的动机却各不相同。动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个人利益、精神疾病、报复、需要不在场证明。以个人利益为动机的指控者通常也是那些在法院台阶上摔倒并起诉市政府的人。有时他们会声称自己在政府用地被强奸，有时声称被政府雇员强奸。无论是哪种，由此产生的针对政府的诉讼通常只是一系列欺诈性诉讼中的一项。
一名这样的虚假指控者在声称被强奸前，就已提出了七项身体伤害保险索赔，其中三起针对几家餐馆的索赔完全雷同——她声称自己在食物里吃到了石子、把牙齿咬坏了。可是有时候，虚假指控者并非出于经济利益，例如，1998年一名女性谎称被强奸，因为她认为这能帮助她逃脱毒品犯罪的惩罚；或是一位已经入狱的男性，为了能搬进他男友的牢房谎称被强奸。有精神疾病的虚假指控者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他们真的认为自己被强奸了。
有一名女性声称自己三年里每天都被“城里的每一个帮派成员”性侵。然而，更常见的是，他们患有所谓的“人为障碍”——这种人格障碍和孟乔森综合征相关（且通常与其并发），患者会在它的驱使下声称自己受到了侵犯。萨拉·伊伦（Sara Ylen）就是一位这样的指控者，她最终声称至少7名男性强奸了她。在最后导致她被捕的事件中，她脸上涂着能轻易地被纱布擦掉的假瘀伤出现在警局。
和很多类似的指控者一样，伊伦也谎称她患有绝症，并且在临终关怀医院花了两年时间治疗癌症，尽管没有任何医生曾诊断出她患有癌症。这些指控者常常无法自控地半途更改他们的故事，增加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无视他们最初的描述或者物证。但请注意，那些更常见的精神问题，如焦虑、抑郁、无精神病性的躁郁症，都与虚假的强奸指控无关联。报复是另一种常见的催化剂——要么作为单一动机，要么作为某个特定受害者被选出来的原因。
然而，与常见看法相反的是，现实中很少有虚假指控者因为被甩了或被拒绝了而用这种方式报复前任。例如，在美国52个记录在案的错误定罪的案例中，没有一个女人是“被拒绝了”的；不过，倒是有一个男人“被拒绝了”——他的性挑逗被一个男性室友拒绝了，作为一个巧舌如簧的人，他成功说服了女友去指控那个男性室友。
其他报复案例包括：一名女性用性来交换毒品，但因收到的毒品量太少而感到失望；一名男子殴打其坐轮椅的女友，直到女友同意去指控一名他妒忌的男人。一名18岁的男孩与一位年长的男性同居，年长男性违背了只要男孩和他发生性行为便给男孩买车的承诺，二人为此发生争执后，男孩被赶了出去、继而指控对方强奸。还有一名女子指控了一男子，是因为她怀疑在她丈夫入狱期间，该男子偷了她丈夫的卡车。
有一起非常有名的案例，一名女性指控一位肠胃科医生在结肠镜检查后对她进行口交，因为这位医生拒绝在一起诉讼案中为她担任专家证人，这让她十分愤怒。当然，她之后也起诉了这位肠胃科医生。谎报强奸以作为不在场证明的指控者大多是上文提到过的怕被父母责骂的青少年，不过有些成年人也这么做，通常是为了掩饰出轨。这类指控者是唯一一类有时看上去很普通，甚至让人同情的——如这位14岁有认知缺陷的女孩。
她的母亲发现她和一个男孩处于亲热状态，而四个月之后，她才鼓起勇气承认他们的性行为是双方自愿发生的。在这些案件中，促使诉讼产生的通常是第三方，他们相信了谎言，自然希望看到加害者受到惩罚——有时也会通过诉讼来赚一笔。
关于虚假指控者的最后一点说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集中在女性的谎言上，但是显然，很多故事涉及男性指控者。鉴于男性也会渴望复仇，也会患上人格障碍，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是反直觉的，那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战争的问题。但事实是，虚假的强奸指控不是任何政治斗争的弹药，它是犯罪行为，大多是由已犯有其他类别犯罪的人犯下的，而且他们犯罪的原因非常相似。虚假指控也不是在界限模糊的豪饮勾搭场合中发生误会的结果。虚假指控者几乎从未讲过可能会被视为单纯误会的故事。
在一项针对洛杉矶警方收到的虚假强奸报案的研究中，78%的虚假报案声称是严重强奸——使用枪支或刀具、轮奸，或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虚假指控者编造故事都是有目的的。无论是出自个人利益、人为障碍、需要不在场证明，还是报复，对指控者来说，他们的故事被人认真对待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虚假指控者根本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过）编造一个自愿界限模糊不清的故事。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最有可能成为虚假指控者的人，也是加害者经常瞄准的目标。青少年、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有犯罪记录的人，都容易受到强奸犯的袭击，强奸犯非常清楚哪些受害者最难得到警方的信任。虽然这些指控人诉说的故事需要仔细审查，但是警方对待他们的态度应该比现状要更加严肃，而非相反。由此得到的教训不是我们应该怀疑某个人的被性侵故事，而是绝大多数的强奸报案都是可以相信的。
当一个女人说她在公共聚会上被七个男人残忍地按在一堆碎玻璃上强暴了——就像弗吉尼亚大学的指控者那样，而且她有许多编造奇怪谎言的历史，那怀疑她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如果一个从未编造过离谱谎言的女人说她和一个男人一起回家，两人自愿地亲吻了一会儿后，他把她压倒并强迫她发生性行为——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事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你可以假设它真的发生了。
这并不是出于任何类似于“相信女人”的政治格言，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和每年发生的成百上千的约会强奸案一模一样，而与虚假强奸指控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