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现年53岁、38岁就当选中科院院士的卢柯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消息传出，科技界反映不一：有人赞成，认为有助于减少“外行领导内行”；有人反对，认为这是“研而优则仕”，会刺激更多研究人员走仕途；有人摇头，认为“又一位学术明星提前退场”；有人点头，认为“有得必有失”。近两年，包括院士在内的优秀科学家当官的消息接二连三——对这一现象应当如何认识？科学家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对于卢柯当副省长一事，蒋珍华表示，从科学同行来看，我不认为是好事。卢柯的确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16岁上大学，30岁当博导，32岁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38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1岁成为美国《科学》杂志的首位中国评审编辑，5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卢柯是1965年5月出生，刚过53岁，我觉得他应该继续在自己的科研道路上走下去。这样他会取得更大的科学成就，甚至成为钱学森所说的“科学大师”。
蒋珍华认为，从理论上讲，卢柯是可以“双肩挑”，一边做管理、一边抽出时间继续搞科研。但作为副省长，他应该公务繁忙、身不由己，很难拿出足够的时间搞科研。这事儿不能光看表面。是，一些科学家当官以后照样发文章，有的文章还发在影响因子很高的杂志上，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些文章的原创性到底有多大，自己到底投入了多少精力、做出了多大贡献。
别的我没太留意，单看历年的诺奖得主，好像还没有哪一位科学家是一边搞行政、一边做出重大原创成果的。
蒋珍华指出，行政官员不需要最具创造力、最顶尖的科学家。如果把科研群体比成一座金字塔，适合做行政领导的，并不是最上面5%的人，只要6%—30%之间的人就可以。陈吉宁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搞环境科学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行政做得挺好。我个人觉的，当领导最需要的是公心、雅量、魄力、担当和协调、组织能力，而不是创新能力。另外，如果某些岗位确实需要一流科学家，可以等他们过了创造高峰期以后，比如60岁以后。
蒋珍华担心，科学家当官已经成为一种“路径”：先搞科研、发论文，然后拿国家奖、当院士，之后想方设法改行当官、当大官。其实，科技界已经有人在走这样的“路径”：把做科研当敲门砖、想法子往当官这条道上奔。与国外科学同行相比，我国科学家的科研生命整体偏短——我说的是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美国，许多科学家六七十岁了还一门心思在实验室搞研究。
蒋珍华认为，坚持不一定能得诺奖，但不坚持一定没希望。搞科研有点像磨刀，越磨越亮。就那我自己来说，35岁之前也发过几篇CNS(Cell、Nature、Science)，当时也觉得挺重要；但同这两年发的文章比，就感觉分量轻多了。而且，不同的学科也很不一样。理论物理、理论数学等需要超高智商的，是45岁以前容易取得突破性成果。
但也有例外，比如大家熟知的张益唐，他此前一直没有像样的成果，58岁那年才发表“孪生素数猜想”的论文，一下子轰动了数学界。
蒋珍华指出，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认可？是出人头地、功成名就，让社会认可、政治认可吗？不能说这种认可不重要，但真正前沿的突破性学术问题，刚做出来时懂的只有小同行中的几个人；社会认可、政治认可，往往是十年、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对于科学家来说，小同行承认，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认可。就像武林高手一样，对手服你才是最让人得意的认可。科技界可能要有这样的价值观：不要刻意去追求社会承认，小同行承认你就行了。
蒋珍华认为，以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为内核的科学精神在我国还比较匮乏。现代科学在西方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赛先生进入我国还不到一百年，何况期间还有很长时间的战乱、动乱。从整体上看，与西方相比，我国科学家的定力不够，对科学的认识也不够深刻，缺乏“一条道走到黑”和“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韧劲儿。真正的科学家，“PURE”——单纯，或者说纯粹，确实很重要。
蒋珍华希望，新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在科研上会更单纯、更纯粹。许晨阳的确是难得的青年科学家。他如果继续留在北大，几年之后可能就会评上院士、当上院长；他选择去麻省理工、重新开始，说明他不在乎那些东西——他更看重学术上的新突破。衷心希望：中国今后这样的科学家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