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了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主要由于PD-1、PD-L1以及CTLA-4抗体在肿瘤治疗，尤其是晚期肿瘤中的突出效果。这是人类抗癌历史上的巨大突破，开启了肿瘤治疗的新篇章。
根据诺奖报告的描述，两位获奖者James Allison和Tasuku Honjo，分别由于首次将CTLA-4抗体应用于癌症治疗和对PD-1通路的研究而摘得桂冠。然而，首次将共信号分子引入肿瘤免疫领域，发现PD-L1并阐明这一通路在癌症免疫中的关键作用，且推动其癌症临床应用的华人科学家陈列平教授没有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一时间Nature、STAT、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等杂志和媒体，以及诸多教授学者纷纷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疑惑和看法，各方不同的意见、分析和解读，让这个谜团又陷入更深一层的迷雾。
原本最多可授予三个人的诺奖，却让第三个位置空缺。是诺贝尔委员会没有充分了解陈列平的贡献，还是像答记者问时所暗示的那样，认为他的贡献不足以脱颖而出，亦或是其他原因？在这里，通过对这次诺贝尔颁奖报告的详细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离事实更近一步。
报告正文共11页，从癌症的起源谈起，提到曾获诺奖表彰的各种机制研究和创新治疗，进而谈到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诊断的加强，癌症发病率仍在逐年攀升，治疗方法亟待提高，而肿瘤免疫治疗正是其中的重要发展方向。
肿瘤免疫治疗可追溯到150年前William Coley等医生将活菌等感染性物质引入肿瘤治疗的大胆尝试。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决定T细胞活化抗原特异性以及启动初始信号的TCR/MHC基因发现，免疫反应在控制肿瘤生长中的重要作用才逐渐被揭示。肿瘤免疫领域基础研究的热情也随之大增，然而各种向临床治疗转化的尝试却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报告开始介绍“T细胞激活和共刺激概念”，即这次获奖领域的理论基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共刺激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共刺激”和“共抑制”分子的统称。而现在普遍认为，共刺激分子正向调节T细胞功能，为T细胞激活提供关键第二信号，例如CD28；而共抑制分子则负向调节T细胞功能，如CTLA-4和PD-1。
这一概念上的细化来自陈列平2004年的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里面首次提出了“共抑制”来命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分子，并将其与共刺激分子合称为“共信号分子”。而后Allison在2006年提出的“免疫检查点”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共抑制分子的另一种表达。
接下来，报告分别介绍了CTLA-4和PD-1通路的发现、免疫学功能研究及其抗体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应用，也是这份报告的重点内容。其中，Allison和Honjo两位获奖者的贡献在报告里都有浓墨重彩的介绍。本文的分析将主要集中于该报告对陈列平工作的描述和对其贡献的解读。
陈列平的贡献在报告中一共被提及四次。第一处是在获奖领域的理论基础介绍，也就是“T细胞激活和共刺激概念”部分被提及。报告清楚地写明，1992年陈列平等的这项工作第一次揭示了“共刺激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
虽然是短短一句话，但这项工作实则开启了领域之先河。因为肿瘤免疫治疗可分很多种，比如常见的细胞因子治疗、细胞治疗等，但利用共刺激分子提高T细胞免疫活性来治疗癌症的理念在这篇文章中首次被提出和验证。这项研究第一次证明了CTLA-4和CD28的配体B7分子具有促进肿瘤免疫、抑制肿瘤生长的功能，为后来B7-CD28家族，包括CTLA-4和PD-1/PD-L1，作为靶点应用于肿瘤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列平这项研究的贡献得到了委员会的肯定，但奇怪的是报告的引文缩写却是Linsley et al. 1992，把文章贡献堂而皇之的归于了一位非通讯作者。事实上，这篇文章是陈列平1992年在施惠宝公司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发表的。
或许这是诺奖评委会的一时疏忽，但是往后查阅引文发现这篇文章也没有在引文中出现。以诺奖委员会的一向严谨，居然把通讯作者与共同作者混淆而将陈的这篇开领域先河之作归到了别人名下，同时又漏掉引文，不知是有意忽视，还是在评审之后的刻意掩盖。
报告接下来还提到Allison在次年也发表了类似的工作，也将这篇后发表的文章列在引文中，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对比两篇文章的摘要内容。
接下来的三处有关陈列平的贡献集中于PD通路部分，与Honjo的贡献穿插进行介绍。报告先提到了Honjo独立克隆了PD-1基因，并且建立了基因敲除小鼠研究其免疫负调控作用，这些贡献没有争议。
然而，当讲到PD-1配体发现的时候，报告先讲2000年Honjo和Freeman及Wood合作发现了PD-1/PD-L1的结合，再返过来提及早先一年陈列平克隆B7-H1，并专门指出“没有研究其与PD-1的相互作用”。随后Honjo的贡献进一步被延伸，说其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讨论”肿瘤可能利用PD-L1抑制肿瘤免疫反应。
但事实上，第一次用实验证据证明这一点的是陈列平在2002年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的工作。
如上所述，陈列平在2002年的工作第一次证明了B7-H1在绝大部分人正常组织低表达，而在多种人类肿瘤组织上有高表达，并且抑制T细胞而促进肿瘤生长，是一种潜在的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因此，报告评论道“PD-1/PD-L1通路在肿瘤免疫中具有作用的概念由此建立”。
值得指出的是，陈列平2002年的文章首次证明了PD-L1抗体可以在体内阻断PD-L1的肿瘤免疫抑制作用，比PD-1抗体更早证明有抗肿瘤作用，而且目前已成药的三个PD-L1抗体，在临床上与PD-1抗体有类似的肿瘤治疗效果。但颁奖报告却对作用机制和治疗效果与PD-1抗体相当且更早发表的PD-L1抗体没有给予同样的权重。
其实，PD-L1在肿瘤微环境内的特异性高表达才是决定PD抗体抗肿瘤效果好且副作用小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CTLA-4与PD通路相比，抗体效果弱而毒性高，且其配体不能作为治疗靶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对报告中关于陈列平在免疫治疗领域贡献的总结，想必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他的贡献到底有多少。诺奖委员会并非是没有充分了解，但每每以偏颇的态度将陈列平的贡献弱化或者边缘化。
此外，陈列平还大力推进首个PD-1抗体的临床试验和倡导以PD-L1作为标记分子预测临床反应，而这些在颁奖报告中都没有体现。
综合以上分析，陈列平首次克隆PD-L1并阐明其在癌症免疫中的作用，首次证明PD-L1抗体、又与Honjo同时独立证明PD-1抗体的抗肿瘤作用，并且最早奠定了将共信号分子应用于癌症治疗的理论基础，他对于癌症免疫治疗领域的贡献不言而喻。
而诺奖报告中各种偏颇的阐述和总结以及关键文章注释的错误，将陈列平的贡献淡化到不足以“脱颖而出”的程度，使得第三个席位空悬。这背后让人难以揣测的“意味深长”想必才是颁奖后科学界和舆论界掀起广泛争议与讨论的真正原因。